刘欢
　　直到今天，刘欢的正式差事都是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直到今天，刘欢每周都得去学校讲半天课；直到今天，叱咤歌坛20多年的刘欢才有两张专辑，一张叫《记住刘欢》，一张是翻唱专辑《六十年代生人》。刘欢不愿意谈论自己在歌坛的位置，但是如果说他是歌坛最大腕儿的"票友"，恐怕我们都会欣然接受。这是中国歌坛最特立独行的一个人，20多年一个造型，20多年一种生活方式。听刘欢的歌很愉悦，其实最愉悦的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完全地拥有自己的音乐，甚至无人能分享……
有很多关于刘欢的传说，关于他的歌也关于他的人，关于他的职业也关于他的生活。这个一年露不了几回面的"大腕"，一直是歌迷心中的一个神秘人物，流行乐坛的那一套出名的方式他一个也不用。2002年4月12日，刘欢走进了《艺术人生》……

　　朱军：今天光临《艺术人生》的主人公是一位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同时又很不了解的朋友。掌声请出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刘欢。



　　刘欢：大家好。
　　朱军：听到这么热情的掌声，对你来讲不陌生吧？
　　刘欢：经常听到。但是不管多少次听到，作为一个经常出现在舞台上的人，还是应该对观众朋友们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
　　朱军：我跟刘欢在生活当中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他真是属于那种酒后吐真言的人，喝酒喝到说法语的时候基本就说真话了。今天我们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先给刘欢上瓶酒。
　　刘欢：这个有点儿玩大了吧？我头一次知道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可以破例在台上喝酒。这么一来，我这酒名是彻底远扬了。
　　朱军：我陪你喝一杯。怎么着？干了。
　　刘欢：干了吧，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朱军：觉得这个酒熟悉吗？没喝出这是什么啤酒？
　　刘欢：玉泉山，现在好像不太容易找。我读大学的时候这种酒多。我1981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大概是四毛多钱一瓶。
　　朱军：是不是常在你们学校的第三食堂喝？我们找到一张相片，你看一看。这上面的横幅写着：热烈庆祝第三食堂开张营业。刘欢那时候还比较瘦，抱着一把吉他。
　　刘欢：大学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我上到大二的时候就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我的责任基本上就是，学校一有舞会我就负责弹琴伴奏。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不会跳舞，而且长这么胖的原因。
　　朱军：在学校的时候学习怎么样？
　　刘欢：还行吧，考试还过得去，因为心好像不在那上面。
　　朱军：你好像选修课比专业课学得好，业余爱好比选修学得更好。基本属于这样吧？
　　刘欢：现在想想有点对不起我那时候的老师。我的专业是法国语言文学，1985年毕业到现在十七八年了，在北京遇不着一点机会用法语，当时学的基本都还给老师了。
　　朱军：家里父母都是老师，应该说没有特别的艺术氛围。可是你会那么多乐器，都是怎么学来的？无师自通？
　　刘欢：无师是真的，自通我倒不敢说，确实没有人教过我。那时候我发现学校有一架钢琴没有人弹，锁在礼堂里边，我想办法找到了钥匙。中午十一点半下课到食堂吃饭，十二点钟吃完饭，大家都回去睡午觉。我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钟上课之前一个人弹钢琴，坚持了两年多。就是一门心思吃完了饭赶紧去那儿，现在想想真的付出了很多。
　　朱军：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歌了吗？
　　刘欢：对，那时候说实话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弄清楚写歌到底怎么回事就开始写了，写完了还真敢拿出去唱。写了英文歌、法文歌参加北京的外语汇演，还真得奖了，但是严格来讲那不能算创作。
　　朱军：在你的同学的一本书里引用了你的一段诗，我觉得虽然有一些酸，但是那个年代似乎都那样。我给大家念念。《总向我流来清光》：想起童年美好时光，爸爸给我一支小手枪，我夜里寻觅，想用它射下月亮，但月亮毫不在意，总向我流来清光。今天我丢下小手枪，月亮把雪留在云彩上。我在深夜里寻觅，想歌唱安慰月亮，但月亮毫不在意，总向我流来清光。
　　刘欢：丢人，丢人。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太多的后浪漫主义情结，把很多事情想得非常理想化，非常诗意，误以为是一种生活体验给接受下来了，所以有一点痛苦就哭天抢地一塌糊涂。本来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结果说得颠三倒四像诗。没有见过海的时候，你认为一碗水就很大。现在再把那时候的东西拿出来看，真是汗颜。
　　朱军：我知道你用音乐才能为自己赢得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
　　刘欢：对，是大学最后一年。当时法国使馆搞了一个法语歌曲比赛，评出五个得奖的人，奖励就是免费去法国旅行两个星期。大家都在准备毕业考试、毕业论文，我已经从巴黎杀回来了，那是爽。
　　朱军：后来听说你到了法国，没事就整天泡在小酒馆里。
　　刘欢：晚上没钱出去，只好坐在餐厅里面，跟那个厨师混得好好的。晚上搞两大桶葡萄酒往那儿一放，我们高兴地给他唱歌，他也挺高兴，给我们酒喝。
　　朱军：你第一次真正在公开场合参加晚会是1986年中央电视台的电影晚会。其实更多的观众认可你是因为听到了你唱的电视剧主题歌，比如《雪城》、《便衣警察》。我们知道《雪城》和《便衣警察》播出以后收视率都很高，很受关注。选择演唱者的时候为什么会找到你？
　　刘欢：我觉得就是机会吧，《雪城》就是个例子。我在录音的时候认识了《雪城》的作曲李黎夫先生，后来他做《雪城》的音乐，觉得让刘欢唱比较有把握。《雪城》先在天津播出。《便衣警察》剧组在天津出外景，制片看到《雪城》，觉得唱歌的小子不错，回到北京铺天盖地地找。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费了好大的劲，跑到我的学校找到我。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次接一次的才有了机会。
　　朱军：有很多跟你走得非常近的朋友说，其实刘欢骨子里喜欢的音乐并不是给大家展现的这样，在他内心深处有他特别喜欢的音乐，我很想知道，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刘欢：你说的很对，我真正喜欢的不是我现在唱的。究竟是什么样？音乐最终讲不了，无法讲清楚，只能给大家听。我最后是用音乐跟人家交流，不是靠说话。我宁肯前面什么话都不讲，让人家听到音乐就够了。我不是个怪人，我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感受今天的快乐、今天的痛苦、今天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通过音乐展示的生活也是能够跟大家贴在一起的。假如我没打算跟大家活得一样，不好好活着，这个事就不好说了。那天偶然想到了一个主题，人的一生都是在行走、在跋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这种感觉写点什么？所以我就采了100多种脚步的声音，在地板上、在石头上、在草里面、在沙子上、在雪里面，用喘气的声音作衔接，做了一次音乐尝试。
　　朱军：你自己的专辑并不多，为什么会这么低产呢？
　　刘欢：低产的原因是我原来没有按照一个唱片主题来进行创作。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也有点捣乱，因为我这个人每次接电视剧都专门找跟上回不一样的。《北京人在纽约》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洋玩意儿自己也能找点这种味，等这个电视剧过去了，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再接电视剧我就挑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很小资，很有情调。再后来就是《胡雪岩》，因为之前我没接触过中国古典题材，而且我老觉得古典题材的音乐都是中国的民乐。其实民间跟古典是两回事，这是我一直想强调的。我们经常领会错，前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弘扬民族文化，结果弘扬的大部分只是我们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固然很好，但是它没有上升到精神高度的时候，绝对成不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每次都这么挑来挑去，这些音乐互相没有一点关系，有时候自己把这些电视剧的歌刻一张CD放在家里听，都觉得哪都不挨着。确实有这种问题。
　　朱军：我们谈了这么多你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同时观众也有些疑惑，近两年你呈现给大家的好的歌曲或者说好的音乐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是想闷着做大事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刘欢：想闷着做事，我从来不贪大，总是想着下一步自己有可能做什么事。到明年我就40了，40岁开演唱会本身也挺吓人的，但是这个事还是该做了。我始终相信这点，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逮着什么事都做。我现在尽量少接演出，让自己活得自在一点。
　　朱军：得到的报酬多一些，不是会活得更自在吗？你理解的自在是什么？
　　刘欢：不是说钱多了就自在，钱太多了会坏事，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挣钱，还得动很大脑筋花钱。我现在开一个挺旧的吉普车，但是它一个轱辘也不少。这种生活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要的。去年我去了希腊，发现那个地方的人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非常懒散。我刚到那儿极不适应，跟他们玩得挺高兴，但是干起活来简直是要了命。他们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全天工作，三天上半天班。早上九点钟上班，九点半能找到人就不错了，中午还有午睡时间，下午三点钟才回来上班，五点钟又不见人了。我发现人家活得太好了，只要能够吃饱喝足就挣这么多钱，绝不耽误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们就是被钱拴住了。
　　朱军：刘欢的这个观点，应该说某种意义上我也认同。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活在那样一种自我的世界当中，那么这个民族还能往前发展吗？
　　刘欢：对，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经济学家们去解决。在这种文化状态下，怎样让民族经济实现一种静态发展，这是西方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零增长。GDP看起来不增长，但是政府通过协调把财富运用得更合理，使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是处在一种特别浮躁的状态，拼了命地黑了眼睛挣钱，这不是好事。
　　朱军：你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了。当时是不是有志于教育事业？
　　刘欢：我觉得留在学校里特别合适，我父母亲都是老师。而且我觉得老师也是一个挺好的职业，所谓传道授业。大学老师基本不坐班，这种稍微松散一点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适合我。到现在，我这个课已经教了快18年了。我一直很喜欢做老师，不愿意放弃。我的年龄每年都在增长，但是我的学生永远是20岁左右的，我永远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我在教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在给我一些东西，这特别重要。
　　朱军：你每次上课都会穿得很正式吗？
　　刘欢：基本上不穿这个东西（指身上的T恤），如果不是太热的话。
　　朱军：为什么呢？你觉得课堂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刘欢：我没仔细想过，总觉得上课应该是那样的，不能特别随意。
　　朱军：听说你的课要是下午6点钟开课，3点多钟就会有人抢占座位。
　　刘欢：因为我们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只有300个座位，但是经常有500多人选我的课，所以有时候会分成两次上。今年比较例外，学校大教室排不开，就都挤在那里，大家没有地方坐。
　　朱军：我想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你现在的专业职称是什么？
　　刘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在教这个课。我们那里不是艺术院校，所以我要把材料拿到有资格评艺术职称的学校去，但是我一忙活就忘了，耽误了两年吧。这件事我真的没有太在乎过。
　　朱军：怎么会不在乎呢？我觉得你这个年龄至少应该是副教授了吧。
　　刘欢：对，应该是的，评副教授的材料就在我手里。我真的不是很看中这个东西。我做流行音乐也一样，不太理会那些评奖，只要大家喜欢听、接受了，我觉得即便从商业角度来讲，我的目的也达到了。在学校里，我教的课学生喜欢听，我把我知道的传授给他们了，这就是我该做的。不过今年我要去评职称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学校里面还是应该有一个。
　　朱军：人可能生活在一种最随意的或者说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下是最有创作力的，在刘欢的身上可以印证这一点。你的事业可以说一帆风顺，家庭也很不错，好像你跟你太太认识有一段挺浪漫的故事。
　　刘欢：肯定算是，很浪漫。我记得认识九天时间已经决定跟她结婚了。我这个人很有意思，激情式的，而且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么多年我一直相信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直觉，生活里也一样，我认为那是对的，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朱军：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偷偷去采访了一下刘欢的太太卢璐。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你太太到底想跟你说点儿什么。
　


　卢璐：1987年底，导演派我和另外一个跟中央台比较熟的同事到北京来请他。当时导演说，只要请到了刘欢就让我们坐飞机回去。结果一直没有线索，都已经绝望了，我们就订好了两天后的回程机票。就在这个时候，同事拨通了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电话，在楼道里的电话，特别巧他接上了。他提出能不能到湖南各地去玩一玩，后来就去了张家界。
　　 那是12月份，没有游人，张家界那么美的风景，天天出太阳。我觉得适龄男女可能都会生情，换了别人没准儿也会有这段情缘吧。他喜欢做菜做饭，反正只要他在家，他肯定不让我下厨的，一定是他自己做。他曾经说过，他把做菜当做配器一样，特别有乐趣。我每周一早晨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但是他在厨房外面的小黑板上写着早餐的内容。比如说他做牛肉菜粥，画一头牛再写一个"肉"字，画一棵白菜再写一个"粥"字，特别好玩。前几天他煮了一个鸡蛋，在黑板写了一个"蛋"字，我看了吓一跳。"蛋"上面的字头写得很大，下面是四个"虫"字。我一看四条虫，怪害怕的。
　　 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1987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俩住在长沙国防科大的专家楼里。那天晚上你用法语即兴为我写了一首歌词，当时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在把歌词的意思翻译给我听之前，你用法语轻轻为我朗读了一遍，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一下子就被打动了。1988年回到北京，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听作曲家李黎夫老师提起过，你曾经在他家里边弹琴边演唱这首歌。我心中暗喜，你没有食言，真把这首歌写出来了。我想，你能不能在你四十岁生日的个人演唱会上，为我演唱这首我等了十五年的歌曲？如果没有写完，哪怕为我演唱一段，甚至几句，我也就满足了。我和女儿一致认为，光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现代音乐家，一定还要同时拥有一副健康的体魄。我们希望你不要挑食，不要光吃大鱼大肉，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平时多运动。
　　朱军：你还记得那首用法文写的歌吗？
　　刘欢：应该是首没写完的歌。那时候就觉得它不完善，所以一直没有写完。我总想把它做得更好一点，总是放在手边上。我会尽我的努力把那首歌写好。这也是我们爱情的一个见证。
　　朱军：我们还是拿来了当年你写的这首歌的原稿。内容便于公开吗？
　　刘欢：我看一看吧，因为我也记不得了，这太多年了。"我到处寻找你，我不能回忆起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在你膝盖上的梦飞向了哪里？"我总想做到完美，但是经常实现不了，从美学上讲，这就像那个最后没有盖到房顶的巴别塔一样，太追求完美，结果没有办法完成。
　　朱军：我们知道你在家是新好男人型，你在家做饭，还会修理东西。
　　刘欢：这是一种生活的情趣。男人在家里面鼓捣鼓捣这些事，心态调整，让这个家好玩有意思。其实我做菜的手艺并不怎么样，我做的东西只有我们家里人觉得好吃，习惯了。做菜跟编曲似的，就这么些材料，怎么调配到好吃是特别好玩的事。另外我们家乱七八糟大小玩意坏了都是我在修，水龙头啊，马桶啊，开关啊，凑巧都修好了，结果这些事基本上也就不求人了。刚才一下子很激动，我也有点话想跟我太太讲。我们结婚十多年了，长厢厮守着。生活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每年都会有一些不同，一开始爱可能轰轰烈烈，但是那一段火热的爱情过去以后，伴随而来的是大家的融合。温情是非常强有力的结合，我们一定会拥有这种温情跟我们的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平静地、温暖地继续走下去。我想一定会的。
　　朱军：你内心深处最想做的是什么，或者说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是什么？
　　刘欢：两方面吧。一个方面在艺术上我一直有个梦想，我在考验自己一步一步实施这个梦想。我一直特别喜欢电影，我想在45岁或者稍微早一点的时候自己编导一部电影。我觉得把我知道的所有艺术方式都捏在一块，实现起来太有意思了，太刺激了。这是在艺术方面。至于生活方面，我就觉得我不能一直扑腾，能不能50岁左右就退休，然后带着一家人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住下来。因为年轻的时候学外语，以后不做音乐了也不教课了，我可能会搞点翻译的事。我觉得我们目前介绍西方音乐的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总之就是一种很悠闲的状态。但是即便有这个条件，我的心境允许我这样悠闲吗？这也是一种考验，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以后我会试着去做的。
　　朱军：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我想你一定认识。其实这个礼物是你珍藏了很久的，我想你一定认识。这是当时你利用手中职务之便买的那把琴。
　　刘欢：这把琴太有意义了。当年在国关的时候，在那宿舍里边吵得人家迅速结婚的就是这个玩意儿。
　　朱军：这样好不好？把这把琴再调调，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谈话。 　
　　刘欢：今天这么晚了，唱一首能睡觉的歌吧。这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一首很老的法国歌。原唱是法国的一个老歌手，好像也是一个电影明星，叫《落叶》。（唱歌）
　　朱军：我们脚下的路有千条万条，选择哪一条路是自己的权利，但是必须要让自己活得惬意，而且对我们这个社会有意义。让我们共同祝福他，也祝福我们，一路走好。

　　在"非典"盛行的2003年4月中旬，刘欢又来了，还带来了他的新专辑《六十年代生人》。我们以唱片的名义关注那一代人的成长心态，以刘欢的名义聚会和回忆。

　　朱军：有没有发现今天现场有点变化？
　　刘欢：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东西？
　　朱军：还不错吧？
　　刘欢：不错。
　　朱军：今天刘欢在北京火车站举办了自己专辑的首发式，选择北京火车站有什么特殊意义？
　　刘欢：我发的这张唱片名字叫《六十年代生人》，翻唱了1978年以前的一些老歌，也就是我小时候听的那些东西。我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那些美好的歌曲永远记录下来。大家一般都会找一个时髦的地方开发布会，我希望能特别一点，就想到了北京站。北京站是个有点象征意义的地方，"六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心向祖国的心脏，那个时候来北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
　　朱军：不好意思忘了给你倒茶了。好多年没用过这样的缸子了吧。这上面写着"建厂三十周年纪念"。当年喝的"高茉"也找不着了，我找了一个最接近的代替。
　　刘欢：上次给我弄了瓶啤酒，这回弄了这么一个暖瓶来。
　　朱军：那个时候招待客人还有一样好东西，大白兔奶糖。当时有一种说法，它特别有营养，三颗可以冲一杯牛奶。大家一起尝尝吧。
　　朱军：我们坐在两张凳子上，围着这些儿时看过的小人书，眼前还原了一个"六十年代"的情景。喝着这杯茶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很甜蜜。小时候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刘欢：我记得小时候东西便宜，一分钱一块水果糖，两分钱的牛奶糖，三分钱的冰棍，五分钱就是牛奶冰棍。那会儿吃海螺，拳头那么大的海螺好像不是一毛钱就是两毛钱一铁锹，一铁锹装一网兜。煮好用毛衣签子挑出来，现在没人敢这么吃海螺了。我觉得有意思的在哪儿呢？我们每个人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都是想起那些美好的事，除非受过太大的挫折或者生活受到冲击。
　　朱军：这种情结到底源于什么？形容一下那个年代。
　　刘欢：我只能用一个词，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都会记得小时候可爱的事？尤其我们这些搞音乐的人，我们记得的那些可爱的东西，包括那时候的歌曲，一天到晚周而复始地播，除了样板戏就是那几首歌，所以都记得特别清楚。
　　朱军：回忆真的是一种高级的精神娱乐，我们在回忆当中可以总结出今后需要的一些道理、今后需要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是只限于回忆。如果现在让你再回到那个年代生活你说你愿意吗？



　　刘欢：那估计是回不去了。两毛钱一网兜海螺也不行，过不了。
　　朱军：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你还有印象吗？
　　刘欢：有印象。小时候搬家之前，我家是住在天津的和平区，一个洋人留下的楼房里，据说是一块比较好的地方。一个胡同进去，有两个楼在前面。我估计一个楼本来只有一家人住，但是一到那个时候就全给分了，每间屋里都住着一家人。我们和隔壁那家中间只隔着一个拉门，后来垒了墙，才堵死了。
　　朱军：不太隔音。
　　刘欢：对。我去年回去了一趟，晚上吃完了饭，已经半夜了。我开车到那个老房子去瞧了一眼，怎么这么小一个地方呀？因为小时候觉得那个胡同特宽敞，房子也特别大。过去那会儿人太小了，所以看着什么东西都个儿大。
　　朱军：这是刘欢中学时期的班主任邹老师。
　　邹老师：小欢，你好。小淘气成了大歌星了。
　　刘欢：您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一直以为您在国外呢，太不敢相信了。
　　朱军：邹老师，他淘气吗？
　　邹老师：不淘气，他是文娱委员。
　　朱军：那他还不如我呢，我中学的时候是数学课代表。
　　邹老师：我觉得他就像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与生俱来地有艺术细胞。同学们说他是"有眼儿的就能吹，有弦的就会拉"。我那会儿真的不知道他会唱歌。
　　朱军：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作为他的恩师，如果让您在这个地方跟他说一句话，您想告诉他什么？
　　邹老师：刘欢的真诚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些年做歌星很红了，可是我从来没听到他有什么艳遇和绯闻，这点我特别满意。
　　朱军：谢谢邹先生，谢谢。
　　刘欢：感谢，感谢。这是我高中时候的音乐老师。
　　朱军：应该是你的启蒙老师。在学校里他表现出了那种过人的音乐天分了吗？
　　音乐老师：刘欢非常多才多艺，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在体育馆演出，那时候是说相声。但是到了中学以后，他的搭档没考上，他就耍单了，所以就开始弄乐器。有一段时间搞了独奏，是在天津比较少见的一种乐器，叫"一根弦"。左手是个钢丝，右手是个竹子，需要高低变化。当时特意为刘欢做了一个独弦琴，现在学校还保留着呢。
　　朱军：当时你有没有想到刘欢会成就这么一番音乐事业？
音乐老师：没想到。业余时间的时候他也唱些歌，但是不像玩乐器那么突出。
　　刘欢：他特别年轻，就比我大七八岁，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大哥。
　　朱军：见到自己的学生有点滴进步的时候，老师都特别开心。在此我们特别感谢这位老师。
　　刘欢：这是我的小学老师。
　　小学老师：哎呀，刘欢，想死你了。他的艺术道路比谁都长，五六岁到现在40岁，有35年的艺龄。那时候穿一个小军大衣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眼神特别好。
　　朱军：你演谁？
　　刘欢：杨子荣呀，你以为我演坐山雕呢。
　　朱军：你演坐山雕挺合适。
　　刘欢：现在演八大金刚合适。
　　小学老师：刘欢小时候特别可爱，学什么一点就透，安静本分不张扬。学习成绩挺好，下了学背着书包不回家先去宣传队，弹弹扬琴，吹吹笛子。对了，你仔细看看有谁来了？
　　刘欢：变化太大了。
　　朱军：刘欢的同学都起来吧。
　　小学老师：起立吧，余明、张颖、常津，这都是发小，他们都想你。想起来了吗？难过了。这位大哥哥就是教你唱京剧的于少诚。大家在一块摸爬滚打，演出七年，工厂、农村、部队、学校都有我们的脚印，天津市各大剧场都有我们的脚印。刘欢那时候就是腕儿，我们叫"角"，但是我们不宠他。
　　朱军：我真的很感动。这么多同学都请假专程从天津来，有的可能从小学毕业到现在一直没有太多联系，甚至都没有见过。那个年代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东西太多了，回首的时候让我们感怀的东西也太多了。你们都是80届高中毕业的吧，同学们想跟刘欢说点什么？
　　张颖：可以说我从小没有紧张过，今天不知道是激动还是紧张，反正有点抖。我们毕竟是60年代的人，也40多岁了，尤其像我跟小学老师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有点承受不住了。我最想跟刘欢说的是，常回家看看，不要把我们这些小时候的同学和老师给忘了。
　　朱军：给咱们后排的同学吧。
　　同学：刘欢，你还记不记得地震的时候，咱们登着三轮车去参加抗震救灾演出？我希望你要永远记住。
　　朱军：我想追问一句，你为什么强调一定要记住那次演出？
　　同学：因为那时候太艰苦了，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响，我们就在一个震塌的楼房前面，给那些住在塑料布底下的灾民们演出，慰问他们。
　　朱军：我们今天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那种精神一定要留下，谢谢。到场的所有老师同学都像护着宝贝一样护着刘欢，我能够了解这种感情。我手里有封信，给大家念一下："回忆26年前，在我的记忆里，刘欢是一个很内向很腼腆的白面小生，书生气十足，学生中的自发活动从不参加，遇到女同学更是满面羞涩。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白脸'。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人生过得真快，旧时同学相见总会提及刘欢。工作太忙，不能参加《艺术人生》节目与他相见，在此请代为转告：同学都为你的成功高兴，我们为你默默地祝福。如可能，请刘欢为旧时的同学现场演唱一首歌，谢谢。"
　


　朱军：你这盘专辑取名《六十年代生人》，还有一个副标题叫"给我的同龄人及后代"。你想给同龄人的是什么，给同龄人的后代留下的又是什么？
　　刘欢：首先，我想要记住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美好，以我们做音乐的人来说，就应该用音乐的方式记录它。虽然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长大，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那个政治背景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只能记得一些好玩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音乐的办法澄清一下我们自己。我也想通过这张唱片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小时候听那么好听的东西。再荒唐的时代都会有一些美好的东西留下来。"六十年代"的音乐还有一个特点，绝不允许有娱乐功能，是崇高的艺术，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东西。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东西大部分是为了娱乐，反而没有那个时候清楚。
　　朱军：专辑的封套上有一只握着铁锹的手，上边是一只玫瑰，既有非常钢的东西，又有非常柔的东西，你试图要做这种结合吗？
　　刘欢：我们那个年代的音乐经常被认为是没有人情味的，但是我们今天演唱的时候，却有一种深情的怀念在里面。
　　朱军：我们这一代人在心灵深处有一种深深的情结，那就是浪漫，或者叫做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坐在这里谈论我们的过去，谈论我们的童年，依然充满这样的浪漫。我们这一代已经人到中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危机。谈到中年危机这个话题的时候，坦率地讲，你有吗？
　　刘欢：危机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确切地说是有责任感、负担感。
　　朱军：想谁都不愿意从领跑的位置上掉下来，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基本心态，也就是进取心。我们都要进步，要保持荣誉，但是40岁的跟20岁的比体力，比得了吗？
　　刘欢：我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平静，因为我考虑的是另一层。我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做音乐？"就是因为我喜欢。至于是不是在领跑的位置上，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我还能做我喜欢的事就够了，用不着庸人自扰。
　　朱军：最后一个建议，请咱们天津来的同学全体起立，到台上来，由刘欢伴奏，大家一起演唱那首《映山红》，好不好？
（合唱：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刘欢：在记忆里回到过去好像是件挺容易的事，但是今天很多的"过去"一下子出现在了眼前。这么多小时候的朋友，忽然一下子出现在面前，这是个巨大的惊喜，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有机会体验一下这样的惊喜，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到了可以体味这个惊喜的年龄了。

　　绝对幕后
　　业余"大腕儿"
　　刘欢的"正差"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到今年都有17年教龄了。说起当初开设"西方音乐史"这门课的目的，刘欢只是说，好不容易学会的东西怕自己忘了……听说上他的课得提前占座，下午4点（刘欢的《西方音乐史》是6点开讲）托朋友给占座位的时候，却早已经没有了座位。300人的阶梯教室，刘欢的课总是座无虚席，蹭课的、站着听课的同学比比皆是。课堂上不时传来英语、法语，刘欢读法语的时候就像唱歌，充满了韵律感。讲到动情处，他经常随意地唱上几句。这是个有歌声、有掌声、有笑声的课堂，好多同学把上刘欢的课当成听音乐会。
　　我们与刘欢的接触就是从那次课开始的。刘欢的朋友们说，"什么生活中舞台上，刘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像刘欢的发型一样，以为是什么人精心的设计，其实就是因为头发多，懒得剪，才这么随意地一梳。"刘欢的生活总是被人刻意地分析，其实除了音乐，刘欢对一切都是随意的。在刘欢的音乐工作室里，没有太多流行音乐的标志，那一套专业的音频设备是刘欢自己组装的；墙上挂的都是不常见到的从国外买来的乐器；柜子里摆的是各式各样的音乐CD，有个卖碟的朋友说，刘欢是他最大的客户；刘欢家厨房窗户的小黑板上挂着刘欢的画，"四个鸡蛋和一头歪牛"，这是给妻子女儿的留言条，用象形文字写着早餐的内容；刘欢的客厅像是一个精致的酒吧，摆满了数不尽的名酒……刘欢每天就生活在这里。

　　录像那天出事了……
　　刘欢是《艺术人生》接待的最省事的嘉宾之一，不用接，不用送，不用准备晚餐，连化妆也不用。惟一的麻烦就是，只能容纳90人的场地一下子招来了160多个观众。
　　在录像开始后一个小时，演播室的灯光突然熄灭了。所有的工作人员进入了一级战备，查明原因后才知道我们那晚遭了"天灾"，演播室的电脑灯控制系统无缘无故失灵，换一个新的至少得用两个小时。面对好不容易请到的嘉宾，面对现场这么多热心的观众，这恐怕是《艺术人生》最难以收拾的局面了。刘欢先回到休息室，我和观众聊天，制片人王峥则在休息室、演播室、灯光机房之间不停地奔波。时间一点点过去，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人送来"还早着呢"的噩耗。我们开始和观众唱歌，组里能歌善舞的都上台了，朱军急得直唱西北民歌，还给观众说单口相声。出乎意料的是，观众不但没有着急，还开展了歌曲比赛。有个观众站起来唱了一首《从头再来》送给我们，这时候我们才深深地感到这首歌有多么的鼓舞人心。
　　跑到休息室见到刘欢时，他不但不催促，还兴致勃勃地和他当年的大学同学聊天。刘欢的弟弟刘啸也在，不时地安慰我们："没事，我哥越晚越精神。"
制片给台下的观众买来了汉堡，据说演播室周围的快餐厅都让我们买空了，一下子要160多个汉堡，谁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存货……

　　从头再来
　　电脑灯真的修理了快两个小时。当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演播室亮了起来。那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观众一个都没有走。刘欢再次坐到嘉宾的位置上，依旧是智慧亲和地侃侃而谈。演播室中的掌声、笑声、刘欢演奏的钢琴和优美的法语歌一直伴着所有人到凌晨一点半，除了钟表，没有人在意现在的时间……我们的钢琴师孟军一直不停地演奏着那首著名的《今夜无人入睡》。
　　结束时已经是夜里两点了，大家围着刘欢意犹未尽，我听到一位50多岁的观众对刘欢说："今天我们没有白等你，谢谢。"
　　我们站在门口送观众走，给大家报销打车费，很多观众执意不要："又不是你们成心的，我们还从来没在电视台呆到半夜呢，挺好玩的。再说为了看刘欢，值得。"

　　家有仙妻
　　在刘欢两次作客节目的过程中，刘欢的太太卢璐给了我们最好的配合。卢璐原来是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的编导，所以她更懂得怎样与我们配合。我还记得以前看过卢璐的节目，一个娃娃头，小朋友叫她"辘辘"阿姨，后来她成了刘欢艺术和生活中的总代理。在我浅浅的印象中卢璐是个"入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房间中的一尘不染和事业上的规规矩矩相得益彰。卢璐是导演，现在刘欢就是她惟一的演员，刘欢的精彩生活就是卢璐最大的成就和快乐。卢璐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刘欢老了以后，亲手为他制作一部记录片，看来娶个导演就多了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
　　后来看见了卢璐写的一本书《嫁给刘欢》，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和艺术人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详尽地描述了刘欢来《艺术人生》的前前后后。我不禁钦佩卢璐的记忆力，竟然记住了我们每一次电话的细节。有时候，人做一些事情就是一种职业和生活的惯性。而我的打扰还被赞誉成敬业，谢谢支持和理解！

　　《六十年代生人》
　　在"非典"盛行的2003年4月中旬，在30人的集会都要被限制的时候，竟然来了超过额定一倍的观众，大约200人，有的观众甚至席地而坐。刘欢的新专辑是我们再次邀请他的原因，《六十年代生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却蕴涵着一段真实的思考。六十年代遥远的情怀留在今天是一种怎样的记忆？我们在刘欢出生地天津的《每日新报》上刊登了寻找刘欢旧友的启事。也许是因为年代并不久远，我们接到的电话数量几乎赶上了北京的热线，天津朋友的热情、刘欢旧友的爽朗与直率让我们预感到了节目录制时会有的惊喜。
　　 在演播室的现场，当刘欢的小学老师一声令下，"刘欢的同学都起立吧"，一群成熟稳重、衣着得体的朋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钢琴已经听不出旋律，只有掌声代言……刘欢双手掩面而泣，潸然泪下。我们的制片广志站在台口泪光闪闪，这个刚刚做了父亲的大管家，刚才还拿着对讲机张牙舞爪地监视着现场的一举一动，现在不管不顾地"玩忽职守"。朱军手里拿着话筒，任由这一刻在大家的心中蔓延，没有打断老师的讲述，没有追问刘欢的感想，也没有抒发自己的任何感言。摄像的镜头给得不是那么规矩，切换的时候我看到了隐隐的穿帮，然而在剪辑的时候，我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制作中的"瑕疵"。我没有修画面、补镜头，怎么录的就怎么放了出来。那一刻，大家甚至没有刻意地想着"非典"，空气中弥漫的是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和一种绵延的情绪……
　　常有人质疑《艺术人生》的眼泪，常有人调侃《艺术人生》的"煽情"，我们不想过多地解释，当一种真情怀在一瞬间迸发的时候，抱歉，刘欢没有忍住，我们也没忍住，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忍住……
　　(本期导演马宁)

王家卫 梁朝伟

　　他们如同硬币的两面，说不上谁成就了谁。
　　王家卫，总是带着墨镜的神秘导演。小时候常和妈妈一起看电影；最喜欢的电影是《甲午风云》；曾是优秀编剧；因对电影的喜爱改行做导演；坚持拍摄自己喜欢的作品；可以5年拍一部作品。他说电影就是他的梦想。
　　梁朝伟，目光深邃、笑容羞涩、脸上写着沧桑的男演员。他说自己生活中内向、压抑，所以选择在电影中释放自己，寻找一个不同的自己。演戏，他一直努力做到已经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为止。

　　朱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我们艺术人生做客的是一对非常搭档，他们合作了十年，一共拍摄了六部影片。首先让我们请出这对非常搭档中的一位，有请王家卫导演。（掌声长久）见到你的第一感觉是你真高。
　　王家卫：你也不差。
　　朱军：我觉得跟王家卫导演握手的那一瞬间感觉非常好，他会紧紧地攥着你  
的手，使劲地摇摆。是不是要用这种感觉传递一种信息--"我对你很友好"？
　　王家卫：通常握手有几种，我害怕那种很轻很轻的，就是碰一下。我觉得握手基本上就是大家见面后的第一个感觉，所以我握手比较热情一点。我想你先要打开自己。
　　朱军：在你心里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不好的电影，我们权且这么说吧，您觉得什么是好电影？
　　王家卫：好电影首先必须是可以感动我的。好跟不好是非常主观的，作为观众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电影，就是因为它可以打动我。第二就是老实。有一些电影是做得很好，但是里面有一些虚假，有一些虚伪，那么对我来说无论它们做得多好都不是好电影。
　　朱军：我们抛开电影，就你个人而言，你是喜欢一见钟情的感觉，还是喜欢慢慢接近，慢慢产生好感，然后再产生爱情？
　　王家卫：做人很被动的。一见钟情最省事。（掌声）
　　朱军：从这点上来讲你选择了一个词，最省事，在骨子里还有懒惰的心，可是你做起电影来又很勤奋，一做就是五年。
　　王家卫：才难呢，对我来说一个电影最好是25天就拍完。我在拍《阿飞正传》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个电影我会认为是没有运气的。我们拍一个球场，张曼玉跟张国荣的戏，突然之间下雨，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演员，就把他们挪到屋子里去，都改灯了，突然之间就放晴了。你弄好了就不下雨，你搬出去就下雨。拍《重庆森林》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批文，25天一定要拍完，所以我白天写晚上拍。没有批文，也没有脚本，都像抢东西一样，有很多地方都不允许你进去拍，一进去就报警。拍那个电影的25天每天都风调雨顺，也没被警察抓进去。所以每个电影都有它的运气在里头。
　　朱军：你觉得自己像你电影里面的哪个角色？
　　王家卫：其实都不像，为什么呢？就好像人家说这个电影是你拍的，肯定是你自己的故事，其实你们不太了解一个导演。为什么当导演呢？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不能做的，在电影里面都可以做，好像是我喜欢去阿根廷就找一个理由去阿根廷拍一个电影，或者是这种爱情我从来没试过，现实生活没这个机会，但是可以在电影里面尝试。每一个时期你都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梦想。我拍《重庆森林》就是因为那个大厦。我是在那个区长大的，大家对那个大厦有很多讲法，我的父亲母亲就说那个地方太复杂不能进去。那个地方是那么多年我都没进去过，但是拍《重庆森林》的时候我一定要进去。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自己闯进去。我记得杜可风扛着机器追着林青霞进去的时候，保安在旁边打，把他的手都打肿了。
　　朱军：为了你的梦想，你可以不惜让你的摄影师挨打。
　　王家卫：我的头也被打了，因为我在旁边。（笑）
　　朱军：你也可以忍受被别人打，为了你的梦想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你会吗？
　　王家卫：这个是我现在不能判断的。我记得拍《东邪西毒》的时候，林青霞在一个瀑布里面，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让她一个人下去，但是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要站在那边拉着她。那一刹那没有想是不是危险，我感觉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求这样一个镜头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这个演员在一起。你现在问我会不会为电影付出更多的东西，我肯定告诉你不会的，但到那一刻就不会想那么多。
　　朱军：很多地方说你小时候喜欢看的是《甲午风云》这部电影，是吗？
　　王家卫：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区有很多戏院，大部分都是做C片，或者是那个时候香港的国语片。内地的电影在一个特定的戏院里面看，通常是一些喜剧片。有一天听人说《甲午风云》很好看，我父亲带我去看，我看完非常感动。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在我的童年里面有很深刻的印象。
　　朱军：是什么感染你了，是舍身忘我的民族气节吗？
　  
　王家卫：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惨，我们应该可以打赢的，就差一个炮弹。你会感到邓世昌这个人真是一个悲剧英雄，小时候就那么简单。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场景，有香港的，也有国外的，例如泰国、阿根廷，但是我总觉得它们多多少少还有香港的影子，你觉得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们中国人去哪里都会找唐人街，或者找一个中国餐馆。我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拍片的时候，替我们找景的制景很生气："我们这么大的城市，为什么你们偏要找那些小巷、那个小街、那个小地方？"因为我认同这些地方，对它们有感觉。无论你去哪里，好像一条狗一样，都会找到同一个圈圈的，这个太难听，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朱军：就是这种小街小巷子是你对香港的印象吗？
　　王家卫：我从小在这种空间长大，在这个空间就自如了，你突然间给我一个大而堂皇的地方，我怎么搞呢？没着没落的。
　　朱军：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我是上海制造，香港加工。就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而言，在你的心里什么地方让你更有归属感，哪个更像家乡？
　　王家卫：其实现在对我来说香港跟上海已经融在一起，我心目中的上海、我记忆中的上海是我小时候我父亲母亲讲的上海。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你青年时候的影子，但怎么也寻不着你的少年和童年……
　　王家卫：我很小就跟母亲到了香港，在香港基本上没有朋友。母亲是一个对电影非常狂热的人，父亲是晚上上班，所以每天白天上完课之后母亲就接我去看电影。我们是不吃午饭的，就买两个包子去看一场电影。所以我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电影。为什么我说喜欢当运动员，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训练。
　　朱军：你小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那时候去香港挺不容易的，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带你去了香港？
　　王家卫：那时候我爸爸在香港做事，因为我最小，所以就先接了我去。之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哥哥姐姐就没出来。
　　朱军：有一种说法是人有一定距离的时候特别美，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你的家庭也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跟我哥姐他们的沟通就是写信，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们都很优秀，看很多小说，他们看的是苏联文学和巴尔扎克那个时期的法国文学。因为要跟他们沟通，我也看那些很厚的小说，慢慢地也有了看书的习惯，所以我们那段时间虽然不大见面，但是写信沟通还是非常好。
　　朱军：我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难耐的日子。香港话和上海话有很大差别，你初到香港的时候跟小朋友怎么交流，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家卫：那时候还好，上海人跟本地人是有距离的，大家不太来往，因为本地人觉得上海人夸张、有派头、不实际，而上海人觉得本地人粗。我拍《花样年华》所有的背景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的社区。里面的上海人都在想，一定要回到上海，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暂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保持着所有上海的习惯。在里面讲上海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听的是京剧、评剧、越剧，看国语电影。
　　朱军：这等于说那个时候你跟周围的小朋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玩儿的也不一样，小孩是这样的。
　　王家卫：一年之后我的广东话已经讲得很好了。我的母亲反而是孤独的，因为她在上海有很多兄弟姐妹，她来自一个大家庭，所以我跟母亲感情非常好，因为我是她惟一的朋友。
　　朱军：你怎么是她惟一的朋友呢？还有你爸呢？
　　王家卫：我爸爸是她的爱人。（掌声，笑声）
　　朱军：无论是编剧还是演员，其实一生当中反反复复都在重复一个角色，重复着一个故事，你要给我们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王家卫：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不断对现在讲的故事不满意，所以才会继续，假如我已经讲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故事我就不需要再讲下去。
　　朱军：我发现你在观众心目当中挺神秘的，这种神秘感从哪儿来？
　　王家卫：我想第一是因为我戴了墨镜，第二就是我不太喜欢上电视节目。
　　朱军：说到墨镜，我的栏目有一个惯例，嘉宾一般是不能戴墨镜的，因为我觉得它是对观众的一种不尊重，但是今天我没有给你提这个意见。大家说你戴墨镜是为了玩酷，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标志。其实你这副墨镜是你工作的代价，认同吗？
　　王家卫：是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拍电影是白天写晚上拍，所以一有灯眼睛就会有眼泪，就会流水。但是现在我发现墨镜已经变成了我的制服，我平常出去的时候，还有带我的小孩和家人出去玩儿的时候，不戴墨镜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不知道是谁。
　　朱军：还好我能看到你的眼睛，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看不到对方的眼睛就会无所适从，我不知道那副黑眼镜后面藏着一对什么样的狡诈的眼睛在看我。还好。
　　王家卫：充满泪水的眼睛。
　　朱军：你好像很少提到你的家人，提到你的太太，提到你的儿子。
　　王家卫：因为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从来不带小孩子出来，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影响他。我太太有一个外号是"太阳"，她是很开朗很直接的。我电影做完之后通常给她看，她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是不喜欢，我很尊重她的意见。
　　朱军：其实电影导演除了有太太、儿子这个家之外，还有一个家，成员包括摄影、美工、演员。你怎么评价你这个家里的成员？
　　王家卫：我们这一组人大部分都是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合作至今。我们现在几乎不开会，大家故意不讲，他神秘我也神秘，就好像大家在考验对方，因为我们的合作已经默契到了这个程度。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梦想，讲出来好像很肉麻，我们都喜欢电影热爱电影，但这是真的，这种话不会常出口的。好像火车一路开的时候，有一些人跳下车了，受不了就走了，有一些人上来了，大家的目标就是一路往前走，也不要想走到哪里，反正这就是一个存在。我不知道车会开到哪里，但肯定是一个愉快的旅程。
　　朱军：让我们有请梁朝伟。（掌声欢呼）《2046》这部电影是你跟王家卫的第六次合作，你对这次合作怎么评价？
　　梁朝伟：我觉得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无论是制片、导演、美术、摄影，都超过我们平常的水平。尤其是当我第一次看完整部电影以后，感觉很开心，因为五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朱军：我特佩服你的这种耐力，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五年跨度挺长的，你有没有烦过？
　　梁朝伟：没有。我演戏演了二十年，比较辛苦的是五年在演同一个角色，因为你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件事好像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完结，所以会比较累。中间断断续续地拍，还要跳出来演其他角色。忘记这个角色，再投入另外一个角色，也需要很长时间。
　　朱军：但是痛苦也还得再来。
　　梁朝伟：因为你知道要把它拍完。
　　朱军：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的是《阿飞正传》中一个镜头的表演。
　　梁朝伟：在拍那部电影之前我对演戏失去了兴趣，觉得自己再怎么演也不会进步，后来就碰到了王家卫。拍完以后自己去看，发现还可以演成那样，突然间兴趣就又回来了，王家卫可以发掘一些我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内在的潜力。
　　朱军：有一种说法，王家卫把梁朝伟从一个明星改变成一个演员或者说艺术家，你认同吗？
　　梁朝伟：我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或者演员，演戏演得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自己很喜欢演戏，跟王家卫合作以后他帮我在表演方面提升了不少。
　　朱军：我一直摆脱不掉你说自己的一句话，你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觉得挺奇怪的，你是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演员，为我们塑造了那么多我们喜欢的角色，怎么会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呢？
　　梁朝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悲观吧，我永远看不到自己好的地方在哪里，永远能找到自己的缺点，永远只会往自己的缺点方面看。
　　朱军：我这么听着倒像自己夸自己。
　　梁朝伟：什么夸自己？（掌声）
　　朱军：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永远会给自己找毛病，永远不会在自己的成绩面前沾沾自喜，所以才会不断前进，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朱军：小时候父母的离异让你觉得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于是把自己包裹起来。经过这么多年，你觉得你打开了吗？
　　梁朝伟：我觉得还是没有打开吧，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可能某种程度上会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整体来说还是老样子。
　　朱军：可是在电影当中你所扮演的角色，有的风流倜傥，有的很潇洒，有的还很变态，是吧？

　　梁朝伟：对，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平衡吧。我平常不太爱讲话，常常是一个人，也很少跟其他人来往，我只有在电影里面很活泼，很多事情在电影里面才有机会做，所以对我来讲是一种平衡吧，平常生活很压抑、不主动。
　　朱军：但是你又说过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只演一个角色，那就是自己，为什么不把电影当中那些性格带到生活当中呢？
　　梁朝伟：我尝试过，好像不太成功，我都是在扮的。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已经比从前开朗，但原来是自己骗自己，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慢慢又恢复到从前的我。
　　朱军：还是不喜欢这种所谓开朗的生活。
　　梁朝伟：不喜欢。
　　朱军：愿意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梁朝伟：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对。
　　朱军：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掌声）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有梦想，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梁朝伟：我记得小时候曾经跟爸爸说，长大了以后一定会赚很多钱，买什么东西给妈妈，买什么东西给爸爸。他常常会骂我，这是做白日梦，会被你妈妈骂的。我演戏没有很多目的，就是想赚钱所以演戏。因为小时候家里穷，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就想买一些他们缺的东西。
　　朱军：让他们过上安逸一点的生活，很孝顺。
　　梁朝伟：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很孝顺。
　　朱军：什么时候喜欢表演的？因为什么？
　　梁朝伟：在无线训练班接触表演以后，发现演戏是对自己感情的发泄就开始喜欢。
　　朱军：你现在坐在我面前，我怎么都不能把你跟你演过的一些角色联系起来。其实在拍王家卫的电影之前，你演过很多喜剧。
　　梁朝伟：对。
　　朱军：一说这个观众都乐了。你演搞笑的角色的时候，心里痛苦吗？
　　梁朝伟：没有痛苦，我很开心的，因为拍喜剧永远会带着一份轻松的心情去开工去拍摄，拍王家卫的电影反而非常痛苦。（掌声）每天很压抑呀，很不开心啊，总之拍喜剧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
　　朱军：但是我真的想不出来，你在喜剧的片场怎么可以撒开了去闹？
　　梁朝伟：本来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才当演员。演戏的时候我可以躲在一个角色背后，不觉得是我自己，每一次跳出这个角色以后会很不自在、很不自然，所以大家常常会觉得我很腼腆，很拘谨。
　　朱军：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你自己要有什么样想法的话，比如对哪一段不满意你需要一些调整的时候，你会特别坦率地告诉导演吗？
　　梁朝伟：我有想法的话我会。
　　朱军：通常你用什么方式告诉他？
　　梁朝伟：通常就是他不叫停我就一直演下去。
　　朱军：其实有很多演员拍完王家卫的片子以后都会发狠我再也不跟他合作了，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梁朝伟：我没有，每一次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惟一会想到的就是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拍，这个角色已经够了吗？
　　朱军：从这一点上来讲，是不是他的想象空间可能更大一点？
　　梁朝伟：是，因为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基本上我们的合作方式是很少讨论剧情，只是集中在演。他每天都是坐在那里发呆，想自己怎么去拍，因为他肩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他，他给我什么我就去演什么。我一直觉得演员的本分就是帮助导演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不需要知道得很清楚，他清楚就可以了。
　　朱军：一年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
　  
　梁朝伟：一些大的节日会在一起，或者是妈妈生日、妹妹生日，或者是中秋、过年哪，都尽量争取在一起，尽量一家人一起过。
　　朱军：热热闹闹过节。在一起的时候你通常跟他们说什么？
　　梁朝伟：没有什么说。
　　朱军：也不会夸你吗？
　　梁朝伟：不会。我不跟家人讨论工作，就算提起，妈妈也不说什么，而且我也不需要人家夸我，最重要的是自己满不满意。
　　朱军：被别人夸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你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别人夸你多少会找到一份平衡。
　　梁朝伟：但那还是不能代表自己满意，不代表自己觉得好。对我来讲还是自己觉得满意比较重要。演的时候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状况是什么样，观众不清楚，那时候演得可能很差，心里边想其他东西，台词讲错了，观众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剧本，所以我自己最清楚。
　　朱军：两个人能够一起合作十年时间，并且在十年完成六部作品真的挺不容易，这其中除了欣赏和信任之外，个性的共通应该也非常重要，你们觉得是吗？
　　王家卫：你先讲。
　　梁朝伟：我不觉得跟他共通，不拍戏的时候也不常见面。他给我的感觉比较神秘，我是比较忧郁、沉默吧。
　　王家卫：我们第一次开始是《阿飞正传》，那时候他很年轻，也非常自信。我们第一天开工就是拍一个镜头，吃一个苹果。
　　梁朝伟：好像是梨。
　　王家卫：他拍那么简单一个镜头，随便吃一个梨就可以，结果我拍了十几次。
　　梁朝伟：哪有，二十七次。
　　王家卫：他很生气，受了打击，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镜头，就要二十多次？我跟他说，因为电影不是只有一个演员，还有其他人的节奏。这几年我们一路合作下来，我发现他现在演戏已经是一个精了。
　　朱军：演成精了。
　　梁朝伟：没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已经合作那么多年，我是跟王家卫导演比较熟，演戏的时候又没有什么牵挂，所以演起来比较放松。
　　朱军：你们相互之间了解吗？
　　梁朝伟：我觉得他肯定了解我，我不一定了解他。
　　王家卫：我们是彼此彼此。其实大家在性格方面有一个朦胧的地方是很好的，有些东西讲得太清楚就没有了想像的空间。
　　朱军：我替梁朝伟说几句话，你以前做编剧的时候几个月就能完成一部戏的写作，当导演的时候怎么就这么慢了，把一个演员一拖五年，一会儿胖了一会儿瘦了，一会儿黑了一会儿白了，多难啊。
　　王家卫：我有剧本给他的。我有两张纸是不是？
　　梁朝伟：对的。
　　王家卫：那不就是剧本吗？
　　朱军：两张纸就是剧本啊，那叫梗概的梗概。
　　王家卫：编剧刚开始都希望写得很详细，到现在大家这么熟悉的时候，有一些气氛的东西就不需要了，简单的行为台词就可以。
　　朱军：王导第一次来找你的时候也没有剧本吗？
　　梁朝伟：拍《阿飞正传》的时候他是讲故事给我听，挺详细的。
　　朱军：你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所以王家卫导演说讲故事永远比编故事更重要，是这样吗？是你说的吗？
　　王家卫：其实讲故事和编故事是两个学问。有一些编剧讲了半天也讲不出一个故事，但是可以去写，很灵光；有一些是嘴巴讲得很好，回去写一塌糊涂。我们那个时候在香港当编剧竞争很激烈，先要说服对方让你写，开始写了才有钱，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第一要故事讲得很吸引人，写是另外一个功夫了。
　　朱军：再继续。我觉得我们该说点轻松的话题，说一点愉快的。你们相互之间在对方的眼里是什么样的男人？
　　王家卫：我先讲，他讲完我就没的讲了。（掌声）在我的心目中梁朝伟他其实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朱军：该你了。他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男人？
　　梁朝伟：成熟的，很家庭型的男人。我感觉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小孩、带着太太一起去工作，不仅是在拍摄现场，而且在宣传期间他都会抽时间陪家人。
　　朱军：你们给对方挑挑毛病吧。
　　王家卫：我先讲。（掌声）他太慢了。我讲了你就不能讲这句了。
　　梁朝伟：他要求太高了。他觉得明天再拍一次肯定比这次好，后天拍一次也会比明天的好。
　　朱军：那梁朝伟的毛病是什么？
　　王家卫：其实梁朝伟的缺点恰恰就是他的优点。他其实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虽然他比较慢。这五年里面其他的演员都可以做完他们的事情，他们只是有一段，但他是从头到尾，我第一天开工是跟他拍，到最后一天还是跟他拍，所以拍完之后，我就跟他握手说辛苦了。我们从来不会握手的。这个电影要不是他用这种态度这种精神跟我们一起做的话，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掌声）
　　朱军：我要送给二位一份礼物。这是一列火车，我们想把它送给王家卫导演，我们专门写了这样一个贺卡，贺卡这样说：王导演，您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旅行，我们有幸当了乘客，送您一辆火车，希望能带您到"2046"，到那儿找回所有的回忆，更希望能与您在那儿重逢。《艺术人生》所有爱你的成员和爱你的观众。送给梁朝伟一节车厢。我们是这么写的：梁朝伟，旅行中的人是幸福的，能让你看到更多的人，也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你，相信我们会彼此记得。我们这次愉快的聚会到这儿不能不划上一个句号了，再一次的感谢二位的光临，谢谢。更要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谢谢大家，再见。
　　绝对幕后
　　 "这个画面我预想过好多遍，想像他们在一起时会说些什么，有怎样的肢体语言……看的时候，身体一直在微微颤抖。"影迷blue在电视上看完第二次节目重播，在电脑上敲下了七千余字的感受。
　　无论如何，我相信他是一个人

　　《2046》的宣传日程排得很满，当王家卫答应做客《艺术人生》时，离正式录制只有四天时间了。
　　手上的资料越来越多，而我越来越茫然。最初的节目方案打算用王家卫的电影来解读他的人生，受众仅仅定位为那些看得懂他电影的小众，结果节目的几次策划会都开成了王家卫电影作品的研讨会，线索越理越乱。
　　策划会开到深夜。"无论如何，我相信他是一个人。"朱军的一句话惊醒梦中人。绕了一大圈，大家终于从作品中跳出来，达成了共识：我们做的是"人"的访谈，而不是"电影"的访谈。
　　离录像只有一天了，相信第一感觉的我仍然觉得心里不踏实。我想跟王家卫碰面，哪怕不能采访，仅仅是打个招呼。而这时王家卫也邀请节目组参加《2046》的首映式。他说："先看看我的电影，这样才会有感觉。"
　　制片人王峥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瘦弱的张颖像个超级fans凶猛地往里闯，冲开了两个高大的保安，把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样。"
　　而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零距离面对王家卫，因为看过了他在其他栏目中的采访，觉得他不是个容易接近的人。但从跟他第一次握手开始，我相信王家卫是可以解读的。和媒体云里雾里塑造的神秘"墨镜王"不同，我发现透过墨镜可以看到王家卫的眼睛，看到他真诚的反应。
　　我们的第一次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问他什么话题不可以问，他笑着说："就看你知道多少了，你们问什么我答什么！"接着他发难说："你会不会让我摘墨镜？""我尊重您的习惯，不会难为您，但是如果您愿意摘我不反对。"他哈哈大笑："当然不摘。"后来听说何东在采访中成功让他摘掉过一次墨镜。
　　看完《2046》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没回栏目组，在影院附近的一间咖啡厅，王峥召开了临战前的最后一次策划会。凌晨二点多策划会结束，我连夜作战，完成了最新一版的节目方案。

　　秘密武器史航
　　史航是知名的编剧和电视策划人。2004年他写了儿童剧《迷宫》，上演后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红极一时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和《射雕英雄传》也出自他的手笔。作为本期节目的主要策划，史航负责在正式录像前的贵宾室给王家卫"热场"。
　　史航的声音洪亮，语速极快，充满激情和诗意。他擅长从专业的角度解读电影，对王家卫的作品了如指掌，比如他策划的"数字版"方案，别出心裁地罗列出王家卫的七宗罪，王氏电影的七种类型等等。不夸张地说，他是切入本期节目最　　锋利的一把刀。
　　很少有人知道王家卫做导演之前也曾经是一个编剧。看过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不稀奇，能跟王家卫侃他早期编剧的电影才是本事。谈到某个角色，王家卫说："编剧写到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有成就感的。"史航心领神会："因为有了这样的角色，影片就如释重负。"
　　两人聊得热火朝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感性的王家卫当即认下了这个朋友，在随后的访谈中现炒现卖起来："刚刚我在后台跟一个朋友聊天……"可他哪里知道，节目中许多引爆情感的"地雷"就是他刚刚结识的朋友史航先生埋下的呢。

　　 "王家卫躲在墨镜后的眼睛泪光闪闪，引来导播室内工作人员呼声一片：'王家卫哭了。'"这段记者的现场报道被平面媒体争相转载。但很少有人知道，打动王家卫的长约五分钟的短片是如何"极端制作"出来的。



　　短片的最初设计是把王家卫电影中的对白一句接一句巧妙地连接起来。把八部电影输入专业的编辑机，然后一句一句地来找这些最恰当的对白就花了三天时间。但这费时费力完成的短片因为王家卫的一句话就被推翻了。当我告诉王家卫自己看过他所有的电影时，王家卫轻叹一声："我都很久没看过以前的片子了。"这句感慨让我心动了一下。还没出电影院的大门，就给助理编导拨了电话："把王家卫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选出来。"
　　那真是精挑细选，影片中的所有镜头要一个一个过。那些镜头的后面都隐藏着难忘的故事，比如最长的一个镜头，拍的次数最多的一个镜头，张曼玉走上影坛的第一个镜头等等。没有一段音乐不讲究，平均每二十秒就转换音乐，每个角色用代表角色的固定音乐，每部电影用电影中最经典的情绪音乐。史航还给每部电影配了一句意境相合的诗，如《东邪西毒》配"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花样年华》配"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后来这成了网上流行的段子，通过看诗句猜王家卫的电影，考验你是不是一个正宗的"王迷"。
当王家卫的电影世界在"天若有情天亦老"的主题下由远及近地缓缓展开，从最初的《旺角卡门》到最新的《2046》，王家卫静静地凝视着大屏幕，坦承自己被震撼了。节目还没有录完，他就托助手传话，要栏目组把这期节目翻录一版给他，特意要求把小片附在后面。

　　没事没事，陪他来
　　在这期节目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偶像级的梁朝伟成了绿叶。《2046》剧组原来决定全体做客《艺术人生》，但在录像前一天的晚上栏目组才得知只有王家卫和梁朝伟两个人来得了，临时加重梁朝伟的戏份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更显出梁朝伟的大家风度来。我在首映式上特意问梁朝伟："明天来录我的节目，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他腼腆地笑着说："没有没有，明天陪他去。"
　　第二天录节目时，王家卫先上，梁朝伟在休息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礼貌地应答着所有人的招呼。给他看节目录制方案，他一会皱眉，一会哈哈大笑，一会托着手思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剧组工作人员怕他被冷落，他还是那句话："没事没事，陪他来。"
　　梁朝伟是第二次来到《艺术人生》了，上一次是做《无间道》剧组的访谈。这次见面他跟我解释说："我那天在发烧，状态很不好。"
　　策划史航在《策划手记》中记下了这样的细节："有个观众即席站起，讲述自己对梁朝伟演技的评价和祝愿。他讲完了，朱军就接过话筒递给别人，梁朝伟没有开口讲话的空档，他就对着那个观众的方向，无声地吐出'谢谢'两个字。"
这就是梁朝伟，那样细腻，那样领情。
　　（本期导演张颖）

杨澜
　


　她中学时被男同学认为是丑小鸭；也险些因为"不够漂亮"而落选主持人；她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结束一段婚姻；学成回国做传媒人，同时也开始学做商人，创办阳光文化。这就是杨澜的人生选择。这是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真实故事。

　　朱军：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真心地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光临《艺术人生》的主人公，是我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因为她的言语，深深地影响到了我，使得我的命运轨迹，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一些变化。她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杨澜。(掌声)
　　杨澜：你好，朱军。
　　朱军：12年一个轮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2年前的6月21号，我们俩在甘肃的兰州市相识，共同主持一个晚会。演出结束之后，杨澜非常坚定地告诉我："朱军你条件不错，应该出去走走。"我说我在兰州待着挺好的，小日子过得也不错。然后杨澜说："如果你现在就能看到五年十年以后的模样，觉得有意思吗？"两个月之后，杨澜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地方需要男主持人，要我主动跟他们联系一下，我才有了走出来试一试的念头。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头到了中央电视台，就到了今天。到了北京之后，有一天看见杨澜急匆匆地往台外走，她要去拍节目。她让我去住那个燕京饭店，说"挺好的，离台里也近，也不贵"。后来我蒙蒙撞撞地去了燕京饭店。
　　杨澜：你真去了？
　　朱军：到了燕京饭店之后，我经历了在北京的第一次冷遇。
　　杨澜：真的？
　　朱军：那种眼神。
　　杨澜：怎么了？
　　朱军："住多长时间，多少钱一天呢？""我问您多少钱一天？""260。您住几天啊？""我帮别人问的。"（笑）
　　杨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特别惭愧，因为那天我一出中央电视台，就听有人叫我，一回头看朱军拎了俩包，特别风尘仆仆地站在边上，好像在等哪个导演来接你。我说："你来北京了，真太好了！住哪儿啊？""还没找到住的地方，你看住哪儿合适？"我也特别不敏感，就觉得燕京饭店挺近的。但是您至于嘛，那时候燕京饭店住不起。
　　朱军：其实我都没跟你说实话，我那时候来北京已经是第四天了。
　　杨澜：怎么行李还拎着？
　　朱军：因为住的那个地方离开的时候，必须要拎着行李。（笑）我住在一个地下室，一张铺七块钱，住了四天。第四天我进中央电视台看到她的时候，不好意思说住在那儿，因为认识的时候我也挺风光的，在兰州也算一小人物，怎么到北京几天时间就沦落成这样。（笑）



　　杨澜：不过真的我没有想到，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正式决定要你的时候，你就这样拎着两个箱子来了。我觉得这种人都是特别有勇气的。我有一个总结，人生特别需要勇气的就是当你还没得到的时候，你敢不敢放弃。我记得你那时候还新婚不久，新婚燕尔的时候，扔下那个温暖的小家。咱们今天谁采访谁啊？(掌声)
　　朱军：我也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期节目是杨澜采访杨澜的话，你会第一个问她什么问题？我是讨教。
　　杨澜：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亲自把朱军带到燕京饭店，替他付了房费再让他住下？(掌声)。因为我去兰州的时候，朱军真的特别热情，到机场去接我。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就是当天晚上合作的那位男主持人，后来我跟你说一句，兰州电视台派来接人的小伙子都长得那么帅。我这人有时候挺粗心大意的。我后来想起来就觉得，你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能够细心一点，再帮你做点事就好了。
　　朱军：我之所以说这一段，第一，我一直想找一个特别公开的场合，对杨澜认认真真地说一声，谢谢。（掌声）第二，我想通过这一段告诉大家，虽然杨澜年龄比我小，但是在主持人这个行业当中，她是我的前辈。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全国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了。大家都是在《正大综艺》当中认识了杨澜，但并不知道杨澜是怎么进入《正大综艺》的。我们还是把往事稍微还原一下。第一次面试你说了些什么？
　　杨澜：我记得那是1990年的年初吧。当时《正大综艺》组的一位总导演辛少英希望在各大院校中物色一个女主持人来做《正大综艺》节目。有一天下午她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我那时还在那里读书，上四年级，马上要毕业了，因为平时也参加学生会的工作，会演的时候上去报报幕，所以我们辅导老师也推荐我去参加面试。轮到我的时候，我好像说的是，你们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找特别清纯的，就感觉她们老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所以我要是能够有机会的话，希望做一个聪明的主持人。大概是这么一番话，原话记得不清楚了。
　　 后来辛少英导演跟我说，其实当时她并没有觉得我很打眼，但是我这句话让她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于是我就得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说过多少天你到中央电视台来面试。起初我想反正没我什么份，我就来玩玩。结果通知我来做第二轮，这时候开始有点上心了。没想到后面二轮三轮四轮五轮六轮，大概到第七轮才定下来是我。
　　朱军：好像在这个一轮一轮的过程当中，你曾有一段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而且有个说法，杨澜其他都不错，只有一点大家觉得不满意，当时她不漂亮。
　　杨澜：有一个导演跟我私下里说，前面几轮下来，大家都觉得你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导演就觉得你还不够漂亮，这个节目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标准更高一点的，所以你别气馁，咱们再考一轮。我说还要考几轮啊，他说是的，马上就登《中国电视报》公开招了，后来又有好几百人来参赛。我那时候觉得，这一行大概跟我没什么关系，而且当时正是毕业分配要自己找工作的时候，特别忙。虽然电视是挺诱人的，但是我还得脚踏实地去找工作，所以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去面试，就是想去找一份工作。
　　朱军：不管怎么说，过五关斩六将，你还是如愿以偿地到了中央台。为什么要做主持人？
　　杨澜：做主持人一定要内心有一种东西，要跟别人去交流。如果只是站在那儿，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那谁来说都是一样的。最后一轮我就讲了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和同学用勤工俭学攒的钱一起去黄山。我说旅游给我最大的一种快乐，不是到名胜古迹前拍了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而是我在那个山水里体会了一种很深的感动。我在黄山上爬那个石阶的时候，所有的雾都在我身边弥漫着，我听到远处传来人们敲石头的声音。我说如果我要做《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就要把这种感觉跟我的观众分享。
　　朱军：回过头来看自己在《正大综艺》的时候，现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杨澜：觉得很土，但是还算真诚。（热烈掌声）
　　朱军：还记不记得《正大综艺》第一期节目，就是你跟姜昆老师庄严宣告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见面了"，那天晚上你在做什么？
　　杨澜：我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双手冰凉，全是冷汗，等着音乐开始。我到现在都不敢听这音乐。我想每一个莽撞少年从学校走到社会上，可能都要接受一个社会对你的一种裁判，是不是能够接受你，是不是肯定你。一个人的忐忑，青春年少的梦想，但是同时又非常不自信，各种东西交叉在一起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掌声)
　　朱军：我刚才在看《正大综艺》从第1期到第200期，我一直在看杨澜的眼神。我就觉得第200期当中的杨澜的眼神，跟以往都不一样，眼神是游离的。
　　杨澜：这是我做的最后一期。因为快哭了，怕眼泪掉下来。赵老师说不要在镜头面前随便掉眼泪，要控制住自己。
　　朱军：现在回过头，其实你当年劝说我离开兰州去一个更大的天地闯荡的时候，也正是你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杨澜：对。
　　朱军：是你正在想离开还是留下的那个时候。
　　杨澜：就是哈姆雷特说，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们俩当时想，是留下还是离去是一个问题。（大笑）
　　朱军：你要离开中央台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那真是前途未卜。记得那个时候，你见了身边的人，问了最多的一句话是说，你美国有朋友吗？还有一句话，你知道纽约房租是多少钱吗？
　　杨澜：我记得当时因为有谢国民先生给我提供的奖学金，我还觉得心里挺有谱的，大概每月能有500美金的生活费。那时候，《北京人在纽约》刚刚播完不久，有一次在一个朋友聚会中我碰到王姬，然后我就问，这点钱是不是可以租一个大点的公寓了，她说也就跟人家合住吧。当时就是不相信，那么多钱还不够住一个独立的房间吗？到了纽约以后，真的发现那点钱就只够跟别人合着住的。
　　朱军：那个时候，你在中央台、在观众的心目当中，显然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主持人了，连续主持了好几个春节晚会，栏目收视率也很高。就在那样的时候，你选择离开。
　　杨澜：我觉得大概年轻气盛不懂事吧。年轻的时候，当你一开始得到太容易了，你就觉得那是我努力的结果，只有回头了，当你再更成熟了以后，你发现实际上是很多人托着你的。但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我总觉得还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还要见一个更大的事儿，大概年轻的可贵和鲁莽都在这一点上。所以当时去兰州时候，我其实都不记得，我无意中跟你说，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十年以后做什么，还有意思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不见得没意思啊，如果你真的爱这份工作，十年以后还做这份工作也是很好的。
　　朱军：可是你离开之后，观众说的更多的是，她疯了，她真疯了，说真是不能理解。这么多年过去了，显然我们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走过的都走过了，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杨澜：有过，而且好几次都挺后悔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打论文打到晚上两点钟，好不容易打完了，机器死机了，我所有的论文都没有了，因为写一篇论文你要参考七八本书，有些都忘了从是哪页里面摘出来的。半夜里我哭得很厉害，觉得第二天九点钟我肯定交不了这篇论文了，甚至都没有勇气把那七八本书再翻一遍。你知道纽约那种老房子，管道里面有老鼠。我坐在那儿，周围很安静，管道里面老鼠爬来爬去，那种感觉是挺凄惨的。
　　 还有一次，我在纽约大学参加一个三个月的电影培训班，每天中午我们同学都会拿着披萨、汉堡坐在学校的一个广场上，大家一块聊天。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同学问我，杨澜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呀？我说做电视主持人。然后他们特别好奇，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好像那个时候，我参加商业演出，一场就有三四万块钱，在199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记得他们四五个人，同时把手里的披萨放下来说：那你还来读什么书啊？
　　朱军：你都挣那么多了，你还来干什么？
　　杨澜：因为我一直认为很理所当然的，我就想出来读书，所以他们那么一说，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觉得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儿？我想可能还是年轻的时候太好奇了，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所以那种好奇心已经超越了对风险的评估，人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冒险的事。
　　 有一次我回到北外，很多师弟师妹希望我有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就跟他们说，年轻的时候，最大的财富不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美貌，也不是你充沛的精力，而是你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都不能追随自己心里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去为自己认为值得干的事儿冒一次险，哪怕是犯一次错误的话，那青春多么苍白啊。(掌声)
　　朱军：人家说，杨澜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是因为去了美国。我想在美国你可能遇到了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叫挫折，或者叫打击。也许我的这个想像有点太过于偏激。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在美国那段生活，你有没有觉得最难的时候，难到什么程度？
　　杨澜：我觉得其实美国并没有为难我，虽然有过计算机死机的时候，但是每个同学都遇到过，这些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但是当时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这是我第一次否定自己一段感情，非常痛苦。这涉及另外一个人，我不想多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我。
　　朱军：你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杨澜：好学生。
　　朱军：好到什么程度？
　　杨澜：好到就是我的成绩在我们年级都是属于前面的。我高考的时候是文科全校第一，然后有一次高考预考的时候，是全海淀第一。
　　朱军：在我们搜集到的材料当中的，说你在中学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朵夫》。你无数遍地读过，爱不释手。
　　杨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所谓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犯过很多错误的年轻人，他只有两点很真诚，一个是对爱情，一个是对艺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大全完美无缺，这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有这么多甚至是重大缺陷的人。而且他的青春奋斗，包括矛盾，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有很强的一种震撼，就是原来年轻是可以犯很多错误的。《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抄在日记本上，傅雷先生写的，他好像也是引用罗曼·罗兰写的一句话："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飘浮的影子。"这句话被我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觉得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那才是人生的快乐。
　


　朱军：杨澜说60年代生人，是当今中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杨澜：这不是我说的，有些传媒这么说。但是我们的确小时候理想主义多一些。我觉得这么说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肯定不是特别公平，现在的年轻人有现在年轻人的理想。但是6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大概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那样一种转型，很多东西都感同身受。(掌声)
　　朱军：父母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的是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从何说起呀，我觉得我一切都跟父母有关。首先，我觉得父母给了我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家永远是有笑声的，我爸爸妈妈永远都跟我是平等的，他们俩感情也很好。这让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家庭都很幸福。他们让我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很正面的态度，乐观、相信家庭的力量、相信应该去努力、相信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其次，他们也从小就教会我一种责任感。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应该挺娇惯的。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不是特别好，爸爸妈妈就把我像大人一样看待，除了周末要扫地、洗床单，还要换煤气、买菜、烧饭。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家庭太紧密了，我也有很反叛的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就迫不急待离开家，虽然我们家就在北外，而我又在北外上学，完全可以住在家里。有一年父亲出国了，就妈妈一个人在家，她非常希望我在家住，但是我就一定要到宿舍去住。周末回来拿起几件干净的衣服马上就走，那天妈妈哭了，她说："澜澜，你就不能在家多待一会儿吗？"可能年轻人真的不是特别懂父母。但是总的来说，父母跟我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宝贝。(掌声)
　　朱军：虽然你是学外语的，到了美国以后语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毕竟你要面对那样一个陌生的世界，你心灵上的那份孤寂、惆怅应该还是有的。
　　杨澜：偶尔有。到了那儿以后，很快就有我的朋友圈子了。费翔，还有圆子，成方圆当时也在美国，我们留学生里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外国的同学。
　　朱军：当时国内好多地方都在传，说你要嫁给费翔了。后来就在大家都说杨澜要嫁费翔的时候，有一个叫吴征的人，娶了杨澜。说到了吴征，其实我们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反差挺大的。他身上什么东西在吸引你？
　　杨澜：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要嫁的那个人得符合好多条件，比如说他身高得多少，他帅不帅，他是不是有上进心啊，他是不是很愿意倾听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爱情就是你看他一眼，你就觉得喜欢他，是一种气质上的默契，根本跟那些条条框框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吴征很吸引我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我不喜欢城府很深的人。我喜欢那种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活得很敞亮的人。很多男人的眼睛是不透彻的，是混沌的，模模糊糊的，但是我觉得吴征的眼睛很亮，他很坦荡。他是一个永远有热情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不开心的事儿，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遇到他多么不喜欢的人，他永远充满热情再做下一件事儿。永远都有那么多的主意在他的脑子里，他永远对这个世界特别有好奇心，就像一个大男孩在寻宝一样。
　　朱军：所以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以后，让你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澜：对，我觉得永远有好奇。但是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追不上他。
朱军：有一种说法，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她一下子就踏实了。你觉得你踏实了吗？
　　杨澜：我觉得心里面踏实。虽然行色匆匆，老在机场穿梭，其实我心里很踏实。
　　朱军：那你觉得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杨澜：做了母亲，一个是有牵挂，第二个是觉得这世界很美好。我特别想跟很多女性朋友提倡的就是，中国的妈妈应该更多地母乳喂养孩子。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的。其实那些什么改变体型了，什么变得不好看了，都是过去吓唬人的。有时候孩子还会有一些问题，你要跟他们解答。比如说最近，我儿子班上的同学都乱吵乱闹，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们。那些小孩都觉得很难过，我儿子就说，他代表大家画一幅画送给老师。他就画了幅画，但是他送给老师的时候，老师还在气头上，老师就一下把那画搁在旁边了。儿子就觉得很委屈，把那幅画拿回去撕了。他回来跟我说这件事儿，这个时候就得慢慢地跟他讲。比如说，要跟老师说清楚这幅画是代表全体同学跟老师说对不起的。我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你的每一次好心都会被别人理解呀，你也不用把它撕掉。跟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大人成长的过程。
　　朱军：你和吴征结婚以后去做了"阳光文化"，曾有一段时间还是董事会主席。你觉得这一段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澜：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我对自己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让我看到了一些更大的善和更大的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苦不堪言的，有的时候是特别的劳累，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但是走过以后，回头一看，特别值得。我觉得我这五年学到的东西，可能比一些人十几年，二十几年学到的东西都要多。第一，我的确是为了一个理想在奋斗，而且应该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加可以操作的模型，或者是更加可行的一条道路，再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第二，我非常感激的是，在我一路的摸爬滚打当中，我的丈夫一直是陪伴我的，他是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告诉我，虽然你要追求的理想很好，但是这个商业模型选得不对。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特别执着，我说我还要再试一试，我不相信走不过去。吴征跟我说，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做，那我就陪你做。（掌声）
　　朱军：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一个一直以来都被别人捧在掌心里的鲜花，突然有一天不得不为了某一个商业目的而放弃了自己的自尊，那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杨澜：我不认为我牺牲过自己的尊严。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第一，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商人，第二，我真正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有多难。在做"阳光"之前，我可能还跟很多所谓的文化人一样，有一种轻商的观念。这几年的商海沉浮，让我对那些有抱负又很努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充满了敬仰。而且我一点都不认为，商业是丢人的事儿，是需要你放弃尊严的事儿。很多人都问我，杨澜你到底是一个商人，还是做电视的人。我说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电视人，是一个传媒人，但是我正努力地学习商业，因为我觉得中国并不缺文化人，但是中国实在太缺懂商业的文化人。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下一代人，中国的文化真正能做成产业，就像在一些西方的国家，文化产业不仅是商业经济的支柱和文化的支柱，而且可以很大程度地被其他国家的人所认同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朱军：我摘录了杨澜的这样两段话，一段是说，"一个人要想成功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先要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成功的意义应该由自己确定"；还有一段话是你在2001年离开凤凰卫视转做"阳光"的时候说的："你对一个环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有突破，那一定是你内心有这样的需求，那就按照你的心告诉你的那样去做，这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态度。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杨澜并没成功，那也没关系，我仍然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选择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我想用歌词当中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

　　绝对幕后
　　 "杨澜的收视率破记录了！"组里的制片拿到刚刚下发的《栏目收视表现》，没有像往常一样贴到布告栏上，而是一个一个办公室通报着喜讯。所到之处一片惊叹，"4.10的收视率，太棒了。"

　　既好做又难做的节目
　　在一次栏目组的例会上，制片人王峥接了个短暂的电话。"杨澜刚才同意上节目了，"王峥说，"这期节目的关注度不会低，准备要充分"。
　　在节目策划阶段，策划们公认杨澜的魅力在于思想而不是美丽，杨澜的角色定位不简单："她是时代转型的符号，也是公众形象的符号。"杨澜曾经荣获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曾经加盟凤凰卫视主持《杨澜工作室》；在创办阳光卫视主持《杨澜访谈录》期间，访问过三百多位各国杰出人物，是一位深谙人物访谈内幕的嘉宾。
　　 "如果偷懒，杨澜很好做，她知道你做节目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也特别难做，因为她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采访内容几乎大同小异，你很难看到不太一样的她。"我接到杨澜这期节目的任务时这样想。我将面对的是同行中的前辈、高手，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期节目不好做还有另一个原因：朱军在《时刻准备着》一书中提到和杨澜的交往，正是杨澜的一席话，激起了他到中央电视台实现理想的冲动。面对主持经验丰富，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杨澜，朱军是否会"心慈手软"？直到录制现场我还在担心着。

　　初识杨澜、初见杨澜
　　我跟很多观众一样，在电视节目并不多样的90年代，每个周日下午看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那时候感觉这个节目像一阵清风，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对杨澜会有多少崇拜，但对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再大一些的人来说，她曾经非常具有号召力。很多人都把她的人生轨迹当成未来的蓝图，从事电视工作、出国留学，这些都是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



　　其实第一次见到杨澜是在2000年初，当时她来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做讲座，而我是即将毕业、正在工作与出国读书之间犹豫不决的四年级学生。我至今还记得当天的情景，以及她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尝试，有机会一定要出国读读书"。这句话让我走到了今天，不然或许我正在一家外企公司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我曾跟她开玩笑说，不知道她鼓动了多少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在犹豫中毅然出国。

　　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由于这样的渊源，接受任务以后我便埋头收集资料，没有像采访其他嘉宾一样尽快见面和采访，因为我想多争取些时间更充分地了解她。所有人都认为杨澜上访谈节目应该特别放松，可我却感觉到她的紧张。不久之后我就听说她一直在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他们的编导还没有跟我联络？"
　　杨澜的紧张源于她的认真。她每次采访嘉宾之前平均要阅读20万字的资料，连每次上场时和观众打招呼的方式都要和策划探讨几次。熟悉杨澜的人不断地跟我提起杨澜做事的认真，而非像一些文章中所写的似乎一切皆因聪明和运气。
　　 我在一个傍晚拨通了杨澜的电话。当时她好像在赶往哪里的路上，她一边抱歉一边约好第二天中午打电话给我。第二天她如约打来了电话，很专业地问我对这期节目的构想，让我倍感压力。我说想做一期跟别的采访不一样的节目，不想把她描绘成全能女性。她笑了："现在最想说的是，做了这么多年《杨澜访谈录》，那些大家对我的影响。"不时有人找她，我们的通话不时被打断。这提醒了我，她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了。我们只好约定等她到了北京，见面采访。
　　杨澜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就和我在长安大戏院后面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见了面。我准时到了，时间观念很强的杨澜正好送一个朋友出去。在小区里面的咖啡吧里，杨澜随意披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她比电视上看着更高更瘦。我问她最想聊些什么，杨澜感慨她对成功和失败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我只佩服成功的人，现在我更尊敬那些正在努力的人。"
　　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决定结束一段婚姻，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结婚生子，申奥时激情陈述，打造《杨澜访谈录》，创办《阳光卫视》……我们聊起了她在每一个时期的感受、选择和思考，也聊到她的家庭、她的宝贝儿女。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

　　爱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杨澜
　　本期主要策划是我最欣赏的何东。他心宽体胖，被周围的人尊称为"何老"。何东习惯边说话边用拇指转着一串佛珠，说到得意处，手上的珠子越转越快，眼神锐利如刀。"杨澜那时候多纯啊。"何东说起一个朋友对杨澜的印象，那时她刚离开《正大综艺》到美国留学，"冬天，从地铁口上来，双手呵着凉气，清纯得一塌糊涂。""杨澜的手很漂亮，非常喜欢弹钢琴，"何东说起小时候杨澜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家里连放钢琴的地方都没有。"
　　写过《稀释杨澜》的何东对节目提出了具体建议，"对杨澜的访谈关键是要谈细节，谈过去。"
　　后来节目组打出了"怀旧牌"，用学生时代梳着两条辫子的杨澜照片、《正大综艺》的短片、杨澜旧时的朋友、偶然从隔壁演播室捉到的神秘嘉宾姜昆帮助杨澜打开心门。
　　有了何老的指点迷津，我认为杨澜有两段经历特别重要，一是中学，二是美国留学。于是我们走进了北京理工附中。她当年的中学老师一直重复说她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同班的男同学对她的印象也仅仅是并不起眼的好学生。好心的老师更是帮我找来了杨澜高中三年的学籍册。它对杨澜当年的纪录，在节目中实实在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杨澜幽默、机智，会讲故事，感悟力也很强，具备一个优秀主持人应有的所有素质。朱军对杨澜的访谈是两个访谈高手的过招。"她的主持技巧特别强，擅长掌控谈话的方向。"王峥多年前就仔细看过杨澜主持的大专辩论赛，印象深刻。"话题顺着杨澜跑，丢人。"有个策划激朱军，"都是做访谈节目的人，想像一下你如果做杨澜的节目她会怎样对你。"
　　果然，这期节目的一开场就是一场"智斗"。当朱军出场简短介绍完杨澜、《艺术人生》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按理说杨澜应该从喷绘照片的背景板后立即出场，但许久才见杨澜出现。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带了两盒面巾纸，一盒给你一盒给我，因为《艺术人生》容易让人感动。"面对突如其来的"迎面一招"，朱军机智地使了个"乾坤挪移大法"："红男绿女，还特别讲究。桌上有了这两盒面巾纸以后，好看多了。"全场掌声。导播间里，栏目组的同事不禁感慨："杨澜果然聪明，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关于纸巾还有个花絮。一家纸巾厂想和《艺术人生》合作，生产"艺术人生"牌纸巾。制片人王峥"挺有意思"的一句笑谈让各大媒体大做文章。
　　这期节目杨澜没有哭，谈到种种经历她一直灿烂地笑着。谈到孩子，她的眼里有掩不住的母性光辉。
　　别人眼中的杨澜理性克制，是个全能女人，但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她曾经形容的内心深处的自己："我渴望浪漫的生活，渴望冒险，渴望挣脱一切束缚，远离尘嚣，在天上飞！"
　　（本期导演张颖）

张艺谋

　　我们对张艺谋的期待永远是他的下一部作品。这个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拥有数得尽的作品和数不尽的影响力。他的作品，对于电影是故事，对于社会是话题，甚至可以成为历史"大事年表"的索引。我们会清楚地记得《红高粱》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活着》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十面埋伏》那年我们又谈论着什么，以及今后的若干年，我们还会谈论着张艺谋的什么……

　　朱军：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没有宽大的演播室，没有现场的观众，但是这样也好，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和嘉宾作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今天来《艺术人生》做客的主人公无需我过多的介绍，三个字足以，那就是张艺谋。你好，张导。你每一年都为观众送上一部精美的影片，这么多年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一句，你觉得累吗？
　  
　张艺谋：还好吧。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工作，喜欢拍电影，所以就谈不上。
　　朱军：如果让你闲下来完全休息一个月两个月，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从1983年毕业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很少有两三个月完全闲着的时候。拍电影的工作也不一定完全像大家所想的那么辛苦，它本身有劳逸结合的成分。
　　朱军：如果让你在两三个月当中什么都不干，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没试过，也没想过。我估计还是得找点事。
　　朱军：我知道你名字中间那个"艺"是你自己改的，当初是高粱饴的饴。
　　张艺谋：是言字边加一个台湾的台。
　　朱军：这个单字应该解释成什么意思？
　　张艺谋：我查过字典，好像是传讯，老一代传导给下一代。
　　朱军：在那个年代起这样一个名字，应该说是需要一些勇气，并且要有一定的文化和知识积累。
　　张艺谋：我听我妈说，名字是我爷爷给起的。我没有见过我爷爷，大概我没有出生他就去世了。这个"诒"字不常见，所以净被人念错。容易看成三点水，就念张治谋；看成两点水，就念张冶谋。总是被人念错，弄得我被人取笑。我倒真没想到要投身艺术，只是后来插队的时候转户口，有了一次改户口本的机会。
　　朱军：你把它改成了艺术的"艺"，结果在艺术上确实有谋略。
　　张艺谋：没多想，完全巧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巧合。我1971年分配到陕西省陕棉八厂当工人的时候，工种公布栏居然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就是放电影的银幕。我查了半天，后来一看前纺车间有一个张银幕，我猜可能是我，但是不敢肯定。后来我就去问，人家说这就是你。口误加笔误的结果，一个人念一个人写，一共800个人的名字，大概不是写的听错了，就是念的发音不准。这是1971年9月的事情。现在我和银幕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很特别的。
　　朱军：刚才谈到了你的母亲，能给我们讲讲老人吗？
　　张艺谋：也讲不了太多，因为我很不习惯诉说革命家史。我妈妈是个大夫，看皮肤科的。在我的印象中，她是让我在家庭里感觉到爱的最主要的来源。因为我爸爸是很严厉的，我们家是很典型的中国老式家庭，慈母严父，我爸爸不爱说话，不苟言笑。我考上电影学院以后，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只要我妈在，我爸就会把电话给我妈，让我妈跟我说话。他在旁边想要问的问题呢。
　　朱军：告诉你妈妈让她问你。
　　张艺谋：他知道我跟我妈会说很多话。我跟他坐那儿就没话，我两个弟弟也是这样。我知道其他陕西人家庭不是这样，好像男人之间话都很多。
　　朱军：其实咱们的家庭很像，父亲都有特殊的经历。
　　张艺谋：我一直比较压抑，家庭背景不好，政治出身不好，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大概小学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家庭背景不光彩。那个时代是个政治的时代。我那时候是好学生--中队长、大队长--所以上初一的时候就写入团申请书，后来没有入得了。老师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老师并没有给我详细讲，其实没有任何人跟我讲家庭背景的事情。那时候我也不敢问。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
　　朱军：为什么会自卑？
　　张艺谋：因为家庭的环境导致了一种无形的、心理的压力。上学、分工作、插队之后招工，都要用政审来筛选。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造成很大的阴影，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内向、多思的人。我就是爱想事。
　　朱军：所以别人都管你叫老谋子。
　　张艺谋：我那会儿在学校是属于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总是紧张、害怕，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家庭出身而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朱军：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张艺谋：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为人处事方面也一直比较低调。我很少参加圈里的聚会，也疏于跟大家来往。这有点像陕西人，我觉得陕西人很不善交际、疏于来往。尤其近七八年来，我很少跟圈里人交流，总是自己在一边做事。但是很奇怪，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内容上当然不能走极端，因为内容上有诸多限制。这好像跟我的性格是很大的反差。
　　朱军：你的性格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外冷内热？你终于找到电影这样一个载体宣泄你心中那种激情。
　　张艺谋：别人也这么分析，我想可能是这个样子。在电影中我可以肆意表达一些热烈的激情的张扬的东西，但生活中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还是低调一点好。
　　朱军：你当时考电影学院完全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脱离完全用体力来养活自己的环境。其中有一段时间差点被人给劝回去了，"读两年就行了"，"拿一个大专就可以了"，有这么回事吗？
　　张艺谋：有这么回事。我当年是破格录取，今天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因为都法制化、规范化了。进了电影学院有点像一步登天，我是受宠若惊。两年以后，学校领导跟我谈："当年部领导说你可以提前毕业，那么现在两年了，你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我当时就有点想走了，脸皮薄，总觉得好像赖着学校也不好，但是我很在乎毕业证。  

　　朱军：大专跟本科当然不一样。
　　张艺谋：不，给我大专我就走了。当时我就问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证书，学校领导说要想一想回头再答复我。后来我赶紧给陕西的哥们写信、打电话，他们说如果我有毕业证--大专也行--就可以帮我在报社"活动"一个工作。我就特别想拿一个摄影系大专就走，我不想呆了，但是后来老师告诉我不能给我毕业证。完全是为了能拿个毕业证，我就申请再读两年。那时候我对电影还没有很清醒的认识，也不知道它将会是伴随自己一生的至爱，完全没有想到。
　　朱军：就在莽莽撞撞的状态之下，你一直在往前走，而且从来没有停过。从工厂到电影学院，然后去做一个电影人，在这个超越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性格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
　　张艺谋：陕西人的性格比较一根筋，比较执着，我觉得陕西人不灵活，做生意一定会失败。我就很不会计算，但是比较执着而且比较顽强，就是要一步一步地干。进电影学院，突然变成一个电影工作者，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我长期的梦想就是脱离车间到厂里的工会做一个宣传干事，我想了七年。为了那件事我曾经多次到劳资科长家里活动，以工代干就行。所以我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太偶然了，太离谱了，而且也太幸运了。我完全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也从来没觉得我就是那块料。
　　朱军：其实当时很多人面临同样的机遇，机遇不是单独给你张艺谋一个人。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把它形容成一个偶然和意外？
　　张艺谋：说来话长了，我简单地说。我想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我会照相，就拿了一些照片给老师看，老师也觉得不错。但是我超龄了，要求是18到22岁，当年我已经27岁了。我到北京来报名，学校不让报，在西安考场的考试我也参加不了。他们考了三天的试，我在外头转了三天。我特别着急但是没办法。西安考区的老师也很欣赏我，说可以把我"推荐调到西影去"。我不甘心，在高人的指点下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我的摄影作品。我前妻的姐夫认识老画家白雪石，所以我又给白先生写了一封信，加上画册一起送到了北京，就没有消息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部长特批了我。我一没考试，二没面试，三没体检，四还超龄。其实如果我真的参加考试，很有可能会考不上，因为摄影系要考数理化，我数理化是一塌糊涂，只有初二的水平，而且早就撂干净了。政审也会很糟糕，那时候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落实。这两项我肯定过不去，我考不上。
　　朱军：听了你的简单介绍之后，我倒觉得正是你的执着帮了你，如果你在考场外晃悠三天就放弃的话，恐怕你就没有今天了。
　　张艺谋：也许是这样，性格起了一点作用，试一下吧，也没关系。我有特别强的紧迫感，同学比我两个弟弟都小。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太不容易了，而且我又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努力，一定不要浪费时光。我闲不住，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不赞成，他们拉我去休息，让我放松一个星期，什么都不要想。后来我发现不行，那样我反倒累。我不是很喜欢玩的人，跟大家玩我觉得很辛苦，不如做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事。
　　朱军：你回到母校北京电影学院跟学生交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可以推翻你们心里所有的东西，甚至于你们的父辈，但是你们一定要珍藏你们心里的爱，你们心里的梦想。"我想问你，你心里的爱是什么？你心里的至爱是什么？
　　张艺谋：其实今天说来，心里爱的就是电影，我不敢说我是个多少好的导演，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中国最勤奋的一个导演。我一直在拍电影，前两天我们还在谈一个电视剧。别人老说："艺谋你还要怎么样呢？"
　　朱军：我也想问，你还要怎么样呢？
　　张艺谋：还为名利来做吗？或者还想达到什么呢？我都五张了，今天已经不为这些一般的目的在做了，实际上就是喜欢、就是爱。你说是至爱也可以。我知道打死我都不可能拍出一部多么伟大的作品，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朱军：你在电影当中呈现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很自信、很有个性的一面，为什么突然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这么没有自信了呢？
　　张艺谋：应该说我是有自知之明。我仰慕的那些电影大师的伟大作品，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能做到。更不可能像一般人讲的，我拍电影是为了拿奖。这些东西已经不是让我投入工作的动力。我喜欢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喜欢它的过程，真的是喜欢它的过程，因为结果是完全不能控制的，而且是没有标准、没有上限、没有终点的。拍电影的过程让我很迷恋，让我觉得很动心。我是一个导演，我想拍一个故事。
　　朱军：也许是做了一个梦，也许是虚构了一个故事。
　　张艺谋：可以讲是虚构了一个梦。然后一步一步，找钱，然后大家集合在你这个旗帜下，一起开始圆这个梦、造这个梦。每个人都付出许多努力，整个过程中有快乐、有悲哀、有苦恼，最后把这个梦呈现给大家。这么多年我已经慢慢不看重结果。我喜欢实现梦的过程，我喜欢大家在一起。
　　朱军：你们这一批电影学院78级的学生，也就是第四代和第五代中国导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叛--在超越你们的前几代。
　　张艺谋：其实反叛这个词用在年轻导演的身上也特别对。这些我们俗称的第六代、第七代中国导演很强烈地要求反叛，他们甚至以我们为目标，以我们为反叛的一面墙。现在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想法，对我来说，创作要反叛的主要是自己。我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题材，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风格，拍一些不同的东西。
　　朱军：总是想把一些新鲜的东西带给大家。
　　张艺谋：很坦率地说，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注意到差不多近六七年以来，我的每一部电影出来之后都是被人批评。批评的声音多了，我也比较习惯了。现在拍电影，一点都不想"能不能让大家都说好"，已经不作这个奢望了。如果我再拍10部电影，那么对这10部电影的批评可能都会多于表扬。十几年前拍电影就是要听一声好，觉得那很重要，现在不会了。
　　朱军：一个人在受到肯定的时候，自然会迸发出更多的创造力来。
　　张艺谋：我慢慢地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更多地重视过程。当然我不可能超凡脱俗，我们总是在世俗当中打滚。而且现在我也明白一点。永远是众口难调，对人、对事、对一个作品永远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一切都很正常。
　　朱军：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人真正理解你的电影？
　　张艺谋：我还是不能清楚地说出是哪一些观众喜欢，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一部分人喜欢。有时候电影放映完了，观众如果知道我在，大家都会起身鼓掌。虽然一般情况下都是礼貌性的鼓掌，但是你从这些陌生人的眼神中能读解出他们是礼貌还是由衷的喜爱。看到那种由衷的眼神，我会很幸福，虽然我表面上会假装若无其事。由衷的欣赏你的眼神和那种掌声，会让你陶醉，会让你喜欢，会让你爱，会突然让你觉得你没有白干，就是那一刹那。
　　朱军：你既然了解那种感觉，为什么不会用一些好的言词去面对或者是对付你眼前的工作人员？
　　张艺谋：经常不会。
　　朱军：我听说有一个美工因为多喝了点酒，你批评了他。批评完以后，你对他说："你工作还是不错的。"结果这个美工大哭，跟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被你表扬。就这么吝啬说表扬的话？
　　张艺谋：没有，你听的是传说。
　　朱军：据说是有出处的。
　　张艺谋：那也许是因为我对人要求严格吧。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很少用极端的形容词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很少善待自己。这种习惯可能导致我对工作人员经常不吭气，人家做完工作以后，我就是简单地点点头，也不做更多的评价。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个性。
　　朱军：你以前说过一句话，你永远不会成为大师。我特别不能认同。作为你的电影观众，我们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成为大师。
　　张艺谋：我还是觉得不行。
　　朱军：我只是把这份情感转达给你，希望你不要过于谦虚。
　　张艺谋：我还真不是装谦虚，因为到现在为止，也不必要再装什么。
　　朱军：其实在普通电影观众的心里，你已经成为大师了。在你心里大师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要拿到一个什么奖？
　　张艺谋：那倒不是。奥斯卡奖只是一个美国标准，但是国内的观众和国内的媒体是有一个奥斯卡情结，所以它是一个重点话题。我觉得得奖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就算是你得了，你也不一定就成了大师。我心目中的大师，我举亚洲的例子，就是黑泽明。他的电影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电影是经典。我的电影不能说是经典，只能说有几部还不错。一部电影或者一个人的几部电影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经典，这是大事，我觉得很难做到。今天也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
　　朱军：虽然很难，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你选择放弃还是坚持？
　　张艺谋：成为大师吗？这个不能是目标。
　　朱军：为什么不能是目标？
　　张艺谋：没有标准。我也不是一个清高的人，有时候我也会想，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都死了。
　　朱军：几十年以后。就像我们看前人的作品一样。
　　张艺谋：对。我们看前人的作品，因为不了解他那个时代、不了解围绕他作品的争论，所以总是仰视的。我当年在电影学院看费穆的《小城之春》的时候，只看了这一部电影就觉得费穆真的是大师。我完全不知道他1947年拍这部电影的经过，也许当年很多人说这部电影不好呢。
　　朱军：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张艺谋：你是指创作呢，还是指生活？
　　朱军：我想应该是全部。
　　张艺谋：我还是最在乎理解吧，被人理解。我不一定要求被人赞扬--当然谁都不喜欢太多的批评--也不要求别人的喜爱和尊重，这些都不是我最在乎的。如果一个人理解我，那么他爱我、恨我、打我、骂我、夸我，我都舒服；他跟我就算10年不来往，见了面跟我握握手我都舒服。理解对我来说很重要。
　　朱军：你觉得你目前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张艺谋：你指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
　　朱军：方方面面。
　　张艺谋：我最大的缺点还是不擅长跟人沟通。
　　朱军：认识到了，但是就是不改。
　　张艺谋：这是性格，改不了了。必须了解我的个性才能跟我工作，否则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跟人不牵扯。家庭遗传基因就是这样的，在我印象中父亲也很不擅长跟人沟通。他从来不出家门，跟左邻右舍都不讲话，都是让我妈妈去打交道。
　　朱军：你的优点呢？
　　张艺谋：优点是比较努力，比较勤奋，也比较实在。
　　朱军：现在如果让你面对你最爱的人说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张艺谋：一时想不起来要说什么，请大家理解我吧。
　　朱军：有很多观众非常关心你目前的生活状况，能不能给我们多少透露一点。
　　张艺谋：其实我的生活是特别普通的。简单地说，现在算是王老五。
　　朱军：金子王老五。  

　　张艺谋：一个人，主要以拍电影为生。拍电影和与拍电影有关的所有边缘活动，占了我生活的80％左右。剩下的20％是跟一些比较知己的好朋友来往，聊天,一块走走转转。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朱军：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是该找一个人在身边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张艺谋：还不着急，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像我这种到处跑来跑去的，将来再说吧。
　　朱军：我们今天的采访到这儿也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最后，我想请你面对喜爱你电影的观众，或者是面对所有你的电影观众，说一句最想告诉他们的话。
　　张艺谋：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关注我的作品，议论我的作品，也期待我的作品。我很希望每一部电影大家都喜欢，但是我想这很难做到。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理解我拍电影的这点心，理解我对电影的这种真正的热爱，理解我对自己的追求的诚意。以后我还会拍电影给大家看，我也欢迎大家对我的电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我只是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我跟你们一样实际上也是一个普通人。我希望跟你们是朋友，谢谢。
　　绝对幕后
　　《英雄》是张艺谋的大片，隆重的电影首映式和新闻发布会，一举一动都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影片中明星大腕星光熠熠的出场似乎都没能盖过张艺谋的光彩。张艺谋依旧是朴实的，简单的装束与这样的大场面有点格格不入。在我们独家采访张曼玉和梁朝伟等《英雄》中的大明星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讲述了对张艺谋的平和那种发自心底的尊重，绝不是流于表面的敷衍与奉承。
　　很多演员都说想和张艺谋合作。记得刘德华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起；我们的嘉宾梁天在演播室里对着镜头说，"能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跑个龙套都非常的高兴"；章子怡对张艺谋最经典的评价就是"导演知道自己要什么"。尽管在《英雄》的宣传期间，很多演员都职业而机械地对媒体重复着词句，但是我能感觉到，说起张艺谋的时候他们是认真的。

　　张艺谋还是没有走进《艺术人生》的演播室
　　录节目的时候，节目组决定在张艺谋位于东南三环一幢普通居民楼的工作室里搭建简易的演播室，几乎将人家的工作室拆了重新装修。张艺谋走进工作室的瞬间，吓了一大跳。我们觉得兴师动众地打扰了，没有想到他却不好意思在前："本该进演播室的，但是答应了一家媒体就只好拒绝别的了，大家谅解吧……"于是，在这个凌乱狭小的演播环境中，我们完成2002年最后一期节目。由于经过技术上的移花接木，观众并没有看出和平时节目的区别，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期非常特殊的节目……
　　因为工作室供电的原因，我们的灯少打了几盏，桌子椅子也非常简单，没有观众也就没有了掌声，在场不多的几个工作人员都各有各的忙碌。这样的情景与我之前的想像大相径庭，那本该是隆重而热烈的见面啊。摄像师是现场最认真的工作人员，生怕被火眼金睛的张导演看出疏漏的地方。管灯光的工作人员一个劲地遗憾没有预料到电压的问题，以至于设计好的效果没有呈现出来，为此他不住地向张艺谋道歉，张艺谋笑着说没什么。
　　朱军那天穿了正式的西装。记得张艺谋见到他的时候还有些许的歉意，询问是否自己的打扮过于简单。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除了必要的沟通与交流没有任何寒暄，因为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节目中，张艺谋的语调一直非常平稳，甚至时不时地半垂着头，无论说到什么都没有慷慨激昂，那是一种成熟男人的稳重沉着。现场很静，等到半个小时该换带子的时候，大家都感觉才过了十分钟。除了全神贯注提问与聆听的朱军，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职业的沉默和稳定……
　　张艺谋可能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至少那天是。做节目的时候正好是《英雄》的宣传期，张艺谋接受访问的频次极高，每个问题都像是带有一种尖锐的质疑。朱军那天的问题都很平和简单，因为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几乎每个街上的老太太都能道听途说地指出《英雄》的几处缺憾。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将一次安静的独家访问变成一次独家的质疑，何况在那天那时那景中《英雄》忽然变成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话题。我们仅仅访问了这样一个人，平和淡定，带一种只属于自己的收获和疲惫……
　　访谈顺利结束，我们收拾好准备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我找不到自己的包了，于是所有人在工作室里帮助我寻找。忽然，张艺谋指着一个大书案底下的棕色皮包问我："是这个吗？"我还没有接话，张艺谋就敏捷地弯下腰，钻进了书案底下，将包捡起来弹弹灰尘，笑笑交给我："瞧，我这个工作室太小，给大家添麻烦了……"因为这个小插曲，大家又攀谈了一会儿。
　　那次录制之后我们就和张艺谋失去了联系。但是无论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看见张艺谋的时候，我都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毕竟在我心中，他从一个"见首不见尾"的神变成了一个有着一面之交的普通人。那天他的衣着普通得我都记不住了，除了那张熟悉的兵马俑般坚定的脸……
　　我并不是想歌颂所谓大人物的平易近人，而是想用微弱的文字粉碎一些猜想似的传说。我不喜欢跟风所有关于他和他的电影的说法，我对电影的发言权就是一个普通观众的浅见。我也不想只因为一次职业的合作就夸赞他的品德高尚，但是那天我看到了他的一种道性：稳定而平和。所以我坚持认为，无论张艺谋的电影如何，张艺谋是一个配得上敬佩的男人……
　　(本期导演马宁)

白岩松　杨澜
　　如果一个主持人代表着一档节目，那么十一位主持人在一个节目中又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当代电视的轮廓，还是大众的审美标准？主持人是一种特殊的明星，天天在不同的情节中演绎的就是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说起困惑，杨澜在事后的一个访问中概括得最好："如何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节目类型，如何使自己想做的事得到足够的认同，前方没有领路的，后面却有不少人追随，下一步往哪儿走？跟谁商量？怎么办？……"
　　这也许不止是主持人的困惑吧……

　　朱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与以往完全不同，《艺术人生》开播四年多以来，这是第一次将演播室从北京搬到上海。现场坐着五六十位来自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前辈、老师和同行，说实在的，还真有些紧张。同时，我在心里也充满了更多的期待，让我们期待一期好看的节目，一期让人感到温暖的节目。首先我要请上的是我们的第一组嘉宾杨澜、白岩松，有请二位。
　　杨澜：你好，朱军，又见面了。
　　朱军：又见面了，请坐。见到你们二位，用一句话来形容主持人这个行业，谁先来？
　　杨澜：岩松你先来吧。（大笑）
　　白岩松：主持人跟主持人之间做节目是最困难的，他随时会把话头甩出来给你。他那个问题太大了。用简单的话来说，主持人就是在电视传媒当中靠出头露面、说话来挣工资的行当。
　　杨澜：有一次我要出差的时候，我儿子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出差？"我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你的工作什么有意思呢？""妈妈一个人做节目，有很多很多的人能看啊。"后来我儿子又说："有人看就有意思吗？"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对。然后我就问他喜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他说喜欢。"妈妈的工作就是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大家都爱听。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
　　朱军：看来大家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主持人是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负责领奖，同时也负责捱骂的人。（热烈的掌声）
　　杨澜：一看朱军就感想深刻。
　　朱军：二位在选择这个职业或者在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你们觉得在心理上自己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东西？
　　白岩松：我让前辈先讲。（笑）
　　杨澜：你不要老显得这么年轻好不好？（大笑）我跟岩松估计是同一年的，你还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OK，我不透露你的年龄了。（边笑边说）
　　白岩松：但是从做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前辈，我是看她节目长大的。（笑弯腰）1993年的2月份，当时我在电台，崔永元老哥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视台正攒一节目呢，缺一策划。"当时明显感觉工资不够花，他说可以兼职，我就去了，到那儿给主持人当策划。《东方时空》开播前几天，我们的制片人突然给我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我完全懵了。他说："你去北京火车站，有一个化妆的人在等你。"原来他让我去山东采访《东方之子》，那是《东方之子》第一期节目。到了山东以后，我说不知道怎么看摄像机，他们就说："你采访你的，电视找你，不是你找电视。"我就由策划变成了主持人。但是真正在心里头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琢磨这是个什么行当，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呢。
　　朱军：应该想明白了吧。前一段时间，白岩松辞去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专心致志地做主持人。
　　白岩松：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热烈的掌声）12年前我110多斤，那时候真是营养缺乏，现在我160多斤。我的一个同行叫刘爽，原来是《东方之子》的主持人，他的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相由心生。他说，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我没有过去长得那么尖锐了。
　　杨澜：人不说嘛，一看白岩松事情就大了，一看崔永元就没事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觉得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困惑。（台下的崔永元一直坏笑）
　　朱军：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我觉得一个主持人是不能和他主持的节目分开的，就像朱军和《艺术人生》已经完全捆在一起了，长在一起了，分不开了。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
　　白岩松：曾经说过一句话，经常被人误解成白岩松特别狂。他问我说："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我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我这么说，但是我发现没实现，所以我现在还得这么说。这样你就不会对现在很满意。假如有机会--可能我们都很难有这个机会--像球星挂靴有一个告别赛的话，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告别赛的时候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
　　杨澜：这还有点意思。（掌声）那就是说，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还恋恋不舍，而别人去意已决。（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他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栏目的名字。当时制片人跟我们一块出差，他特黑地说："这就开始了。"
　　杨澜：一切麻烦、快乐、虚荣心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跟屏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有一次坐出租车，我跟司机乱贫，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等到下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儿啊，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光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过程，没有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什么感觉？喜悦、紧张、忐忑，还是别的什么？



　　白岩松：虚荣心好像挺对的。
　　杨澜：我觉得肯定是有虚荣心的。
　　白岩松：我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我说做这个行当被人认出来，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觉得跟我妈特近，我就觉得我妈在看着我。后来这篇采访用的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
　　朱军：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另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的直播。我从来没做过直播，紧张，怕自己说错。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嗡"的一下子。非常恐惧，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至于当我第一段直播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第二个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年做完悉尼奥运会回来之后，我就离开《东方时空》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办成，但是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能出台。那段时间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
　　朱军：这是第一次披露？
　　杨澜：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后来因为大学生到国家机关工作以后需要到基层锻炼，所以我就去大庆锻炼了。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是想过把我换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三个月我还能做好，就还有机会，如果做得不够好，肯定就换别人了。我那时候觉得特别委屈，突然觉得单纯做一个主持人，命运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我起码要掌握我想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我觉得那段压力非常大，但是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从心里产生那种想法和感情，才能跟观众真的沟通起来，不然都是别人的东西。
（大屏幕上出现他们第一次出镜的画面，为他们的故事做着注解，引得笑声一片，尤其是看到白岩松12年前的样子……）
　　朱军：离开你们各自的工作平台，现在在《艺术人生》这样一个平台上，我想应该更加感性一些。请用更加感性的态度，对爱你们的观众说几句你们想说的话。
　　白岩松：我是一个经常会被别人误解为不真诚地说谢谢的人。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可能说谢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相信每一次节目都是说谢谢的机会。如果我真心地去做了，而且做得还可以，做了以后能有一些事情在改变，而且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改变，哪怕我只使了一点点的力气，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尽最大努力说谢谢的方式。（掌声不断）
　　杨澜：岩松回答得很好。我想在这儿说很小的一段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热爱这个职业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做主持人也好，做记者也好，都让我们能够去发现这个大千世界里一些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亲情。
　　 我有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采访诺贝尔物理奖的崔奇先生。他告诉我，他十岁的时候是从最贫穷的河南农村离开家，他的不识字的母亲坚持自己的儿子要去接受教育，所以把家里惟一的口粮给他做了馒头，把他送上了火车。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后来的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浅薄。我就问他，如果当时你妈妈没有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奇将会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我宁可不得诺贝尔奖。我留在家里朴朴实实做一个农民的话，我的父母大概不会饿死。"当时我的心灵受到一种震撼。
　　 我们以为我们在寻求那些成功者的故事，成功本身很伟大，诺贝尔奖很伟大，但是那些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什么。所以我想，无论是做新闻、做娱乐、做体育，其实我们最后无非都是想找出人心所共有的一些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张越　曹可凡
　　朱军：接下来有请张越、曹可凡。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所以一块请上来。（笑声，掌声）
　　张越：你们选嘉宾分组的时候是按体形分组吧。
　　朱军：我记得刚才问白岩松和杨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走上了这个行业。我想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