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
他，是这样看电影的，"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理想的结果是存在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盲人摸象似的找到它，而不是所谓的创作。什么是最好的创作，就是保持童心，一无所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诚意的电影'，诚意的电影是发自内心的。" 他，叫陈凯歌。
朱军：刚才出门的时候我太太问我："你们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是谁？"我说是陈凯歌导演。你们猜我太太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陈导好像挺严肃的"。陈导拍摄的许多影片确实引发了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一些思考。而且陈导本身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节目的主人公陈凯歌导演。（掌声）
朱军：你好，陈导。
陈凯歌：你好。谢谢大家。
朱军：我读了你写的《少年凯歌》，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去西双版纳插队的时候带了10筒家庭特大号的牙膏。真的没打算再回来吗？
陈凯歌：毛主席号召2000多万知识青年下乡，独我一个不去，没道理。另外我对西双版纳的生活其实是有幻想的，当时的说法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确实是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施展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青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朱军：真正到那儿以后，现实和你的想像反差大吗？
陈凯歌：反差非常大。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是可以交相辉映的。日子太苦了，而且主要是因为年纪太小。我去的时候不到17岁，16岁多。那个时候每天得干活，不太吃得饱，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生理上的需要，就是饿。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生活的时候，还是怀念。
朱军：为什么还怀念？因为那是你的好日子遗失了的地方？
陈凯歌：我特别感动。1993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看另外一个朋友拍戏，又回到了原来待过的地方。跟我一起去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西双版纳跟我在一起待过的人。我们两个约好了，你拍我、我拍你，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当我们看到香蕉林的时候，我就看他往香蕉林那儿疯跑。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哭了。
朱军：触景生情。
陈凯歌：我跟我的朋友说："你别说我是谁，因为我的样子肯定变得很厉害。"我走进村子里的时候，看到周围的那些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终于忍不住，走到一个人跟前，"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周围大概有三四个人同时说，说的是一句云南话，"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我是挺感动，我觉得这些乡亲们还记着我。他们记着的，无非就是二三十年前曾经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堂的陈凯歌。我走到村子里的小河边，这时候我的朋友已经不哭了，我说："什么都变了，就一件事没变。"他问什么事，我说是河水的方向。那时候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下了工之后，还要用砍刀在丛林中间砍出一条路来，那些枝蔓都是相互勾连的，每天的工作都有危险。而且因为是北方的孩子，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我们住的是茅草房，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们说星星模糊了，其实是因为都掉眼泪了，就是想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怀。虽然日子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做电影，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辛苦的劳作中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朱军：后来你去当兵了，是吗？
陈凯歌：我后来就当兵了。理由其实特别荒谬，部队里招体育兵而我会打篮球。有一天我正在睡午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因为我是平躺的，所以角度应该是向上的、仰视的--突然间看见蚊帐被掀开了，就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了。我想，这儿怎么有一个军人？这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愿意当兵吗？"
朱军：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
陈凯歌：我说："您什么意思？"我就坐起来了。他又问了一遍："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他说："那就别出声，咱们现在就走。"为什么呢？一旦通知了农场，农场就可能说我是一个人才，不能放我走。我就是这么去部队的，没有档案，也没有户口。我说："我的箱子能不能拿，我的10筒牙膏还在里头。"这个军人说："什么都不能拿，咱们那儿什么都有。"我一想，没错，人民军队是什么都有。就这么就去了。我当时特别忐忑，快到部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是一个小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得让您知道，我得对组织上忠诚。我的父亲有政治问题。""你爸就是地主，我们也要你，我们要人才。"我踏实了，因为我爸不是地主。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将近五年的部队生活。
朱军：刚才你提到了你的父亲，你还记得当时你去插队的时候，父亲到车站送你的情景吗？
陈凯歌：关于将来我要做什么，我是直接受我父母的影响。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我是……
朱军：你指的好学生是什么？是学习好，还是跟当时的社会状态吻合得比较好？
陈凯歌：老实。
朱军：当时一说这个孩子好，就是老实。
陈凯歌：学习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且考入四中的分数很高，所以那个时候不免有优越感，不免很骄傲。突然就文革了，一下子觉得父亲有点问题，精神上也承受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认同我是一个好学生。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因为家庭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在风口浪尖，咱没这个资格。当造反派说父亲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我配合，揭发我的父亲。我只有14岁，能揭发他什么呢？什么能揭发呢？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在这个过程中间，严格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对父亲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我一直非常内疚。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我的错，我那个时候太小，而且有政治压力。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是我自己的错。这个节目一播出去，全国的观众都会知道陈凯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离死别，是我几乎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
朱军：你要去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你和父亲和解了吗？
陈凯歌：那个时候我对父亲很不礼貌。我也没有跟父亲真正面对面地交流过，我甚至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说了几句很平常的话。我说："您照顾我妈妈。"他说："你自己去了要好好保重，路太远。"我就上车了，一切都很正常。车门一关，火车一动，我正跟朋友们说话，回头一看，发现我父亲沿着铁轨在跑。在这一瞬间，我明白我错了。我相信他没看见我在看他。到了云南以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请求他原谅我。父亲的回信其实非常简短，只是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朱军：这是令尊的相片。
陈凯歌：对。其实我父亲那个时候也就是不到50岁的样子，但是看上去非常苍老。那个时候他正在干校里扫厕所呢。
朱军：听说那一次也是你头一次看到父亲掉下了眼泪？
陈凯歌：是。
朱军：这里有一部录像带。让我们一块儿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陈父：做父亲的人看儿子，有他的一种感情要求，总不希望儿子太累了，不希望他做得太多了。他创作起来几乎是舍命的状态。最近他有点晕镜头，觉得供血不足，用脑过度了。我觉得他活得还是很苦的。他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有一顿没一顿，生活上还靠老爸爸在家里没事照顾照顾他。我当然对他有期待，但是我岁数很大了，也不能陪他一辈子，在这一点上，我是最舍不得了。你怕死吗？我不怕。你想死吗？我不想。我还想看后代，看周围的很多人，因为周围很多人都很精彩，我想多看看。不管谁做得精彩，我都鼓掌，艺谋也好，子牛也好，田壮壮也好，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能够多看看他们-不仅仅凯歌-拍出来的精彩作品，这是我活到现在最大的期待。
陈凯歌：（眼眶湿润）非常感动。实际上我没看过这个录像带。父母是孩子的天，父母不在了，孩子的天就塌了。直到他去世了我才知道，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能有今天一点点的成绩，都是因为头上顶着这个天。的确是这样的。
朱军：当时你的父亲也希望你成就一番导演事业吗？
陈凯歌：其实他没想过，他觉得做电影导演实在太辛苦了。体力上的透支不说，精神上会有很多折磨，有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折磨，因为你想成功。他当时在外地，我给他写信说想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但是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成与不成我都要试一试。我父亲回了一封信："你就记着一句话，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放弃。"所以当我真有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想起他说的"不能放弃"。
朱军：刚才我听到老人家在谈话的时候，除了对你的鼓励和赞美之外，还有一点，老人家非常担心你由于工作忙在生活上不能自立。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人在照顾你了。
陈凯歌：没错。
朱军：想谈谈照顾你的那个人现在在忙什么吗？
陈凯歌：照顾我的那个人今天在拍戏。
朱军：拍什么戏呢？
陈凯歌：大家可能都知道《吕布与貂禅》这个戏还没有最后拍完，所以照顾我的那个人现在还很辛苦。在我临来演播室之前，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要穿一件淡蓝色的衬衣，穿一条牛仔裤。但是我记得你牛仔裤上有一块斑，你要拿手盖上它。"这个人就是陈红。（笑声，掌声）
朱军：简简单单的几笔勾勒出来一种很幸福的生活。
陈凯歌：在我这个特定情况里，用"幸福"这两字还不够。
朱军：那得用什么？
陈凯歌：美满。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很美满。
朱军：你有没有碰到过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
陈凯歌：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跟陈红说"你叔挺高的"？
朱军：这是你自己说的。
陈凯歌：这倒没有。人家说我们般配。因为我觉得陈红在我的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我不爱听的话。我为此非常感谢她，而且我已经渐渐习惯了。
朱军：我还想问一下，你跟陈红结合以后，你觉得是你成就陈红多，还是陈红成就你多呢？
陈凯歌：肯定是她成就我多。
朱军：不是你怕回去以后没法交代吧？
陈凯歌：我们家没有搓板。事实上是这样的，在我有一个很稳定的家庭以前，我的日子过得确实不太像样。我的父母不在了，我的天塌了，但是我现在找到半边天了。这半边天真是在撑着我。所以我说这话是很诚恳的。
朱军：有没有帮她量身定做一个电影或电视剧？或者说当看到一个本子，觉得这个本子很适合陈红去演的时候，你会坦言告诉对方："这个让我太太来演。"有过这样的事吗？
陈凯歌：迄今为止，没有。
朱军：如果她发现一个影片或者一个剧本，特别喜欢，真的想去演，而人家又没有这个想法，她会不会让你去找找对方说说？
陈凯歌：绝对不会。
朱军：为什么呢？是因为她自己个性所致？还是你要求她不这样？
陈凯歌：我也没要求她，这个都是随缘的。我刚才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指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并不等于我不跟她合作，或者我对她的表演有什么褒贬。10月底，我就会跟她合作，拍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摄制组已经成立了，每天都在运作。在这一点上我很钦佩陈红，她给了我一个很安定的感觉，她跟我结婚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导演而有所求。人家这么些年没跟我提过这事，我倒觉得不对了。
朱军：心里不踏实。
陈凯歌：我说你就没这想法，就不想跟我合作一回？她说："那得看了。比如你拍《荆轲刺秦王》，我也可以说巩利演的角色是不是让我来演，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她就是比较大气。但是我坚决地相信，她是一个资质好的演员，她能够再进一步。这里头当然有我的责任。
朱军：现在陈红不在，此时此刻，你最想对她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陈凯歌：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拍戏的地方挺冷，你多穿点"。
朱军：咱们中国老百姓有三个字特别准确，那叫"过日子"，不是做给别人看，也不是做给自己看、做给对方看，是实实在在地在过日子。
朱军：谈谈你的儿子吧。大儿子今年有……
陈凯歌：四岁多点。
朱军：小的呢？
陈凯歌：一岁半。
朱军：一定特别可爱。
陈凯歌：太可爱了。
朱军：儿子现在是在美国待的时间长，还是在中国待的时间长？
陈凯歌：是在这儿的时间长。
朱军：你打他们吗？是不是笑哈哈地说："伸出手来，脱下裤子"？
陈凯歌：我也打过，但不是真打，小孩哪能真打？中国有句成语挺好，叫"软硬兼施"。我母亲就是这么教育我的，所以在我心里上对母亲多少有点畏惧。我特别害怕在今天这个物质生活更为丰腴的年代，小孩变成谁都不怕了，这就不行了。我觉得我多少得有一点父权，让他们还有所畏惧。但是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强迫他们服从我，特别是他们越大，他想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选择都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不能包办了。大儿子虽然只有4岁，但是做主做大了。比如过生日，我说："你跟大伙儿说句话吧，但是不许说超过一句以上的话。"他就说"谢谢大家"，反应非常快。我说："你可以做外交官。"
朱军：那你觉得这点随你，还是随陈红？
陈凯歌：你不是让我得罪人吗？他其实在性格上比较像我，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脆弱的，样子也像我，但是我们家老二就跟陈红一模一样。
朱军：儿子像母亲应该很漂亮。
陈凯歌：他是挺漂亮的。
朱军：像你应该也还可以。
陈凯歌：其实刚才说到打，不能是真脱了裤子、抄起扁担就抽，没那事。现在的父母真的要学会怎样教孩子做事，而不是替孩子做事。这个很严格，比如说走到街上，摔一个跟头，小孩一定要哭，特别是三岁以前，我就不扶他。
朱军：让他自己站起来。
陈凯歌：我绝对不扶他。我只是告诉他，你自己能站起来，你自己能站起来。可是到最后一秒钟，还是我扶他起来，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是需要有人扶他一把。所以我觉得，应该把道理跟情理两件事放在一块儿，可能就比较好。
朱军：说到这儿，你儿子在家跟你亲，还是跟他妈妈亲？
陈凯歌：跟我们俩都亲。
朱军：那你有了孩子以后，有没有想过或者说有没有后悔过，我这么大年纪才要孩子？
陈凯歌：这倒没有，这还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情形是这样的，咱们中国有一副对子，叫"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我现在就是下联。上联跟我也挺吻合的。你回到家里能看见两张小孩子娇嫩的笑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满足？
朱军：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家和万事兴"。
朱军：我想咱们还是更多地谈谈国内的电影。我们称之为"第五代导演"的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插过队、当过兵、吃过苦，然后又回到电影学院去深造。于是你们那个班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导演。你觉得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陈凯歌：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必然的因素。记得我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一开始大家的心都很高。进了教室之后，我们的教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教你们，我们10年没教了。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时候电影学院有一个很好的气氛。我给你说一个笑话。现在电影学院的学生大概都不相信。现在学生怎么上课？录像设备，老师动不动就打出这部电影的片断等等。我们在上蒙太奇课的时候，那才真是有意思。
朱军：我听说你们当时攒在一起拍《黄土地》的时候是一拍即合，大家都被你那种对电影的热爱、那种真情投入感动了，马上就拍了。但是你们这一代导演拍的很多片子，包括《黄土地》、《红高粱》等，也受到了一些非议，大家都觉得你们把一些落后的东西介绍到国外去了。你们当时有没有这个顾虑，真的就是一腔热情？
陈凯歌：首先，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把影片介绍到国外去，是需要经过批准的。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茬导演从来没有拍过违规的电影。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文革以后，大概全中国人民、整个民族都有一个反思过程，我们在这十年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悲剧。其实《黄土地》和其他的一些第五代的作品，都是跟着这样一个大趋势走的。所以并不是我们特别聪明，或者是单独的贡献。但是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视觉语言，这个视觉语言其实也是从现实生活里来的。举例来说，我们去陕北采景，那个时候还不确定《黄土地》能不能拍，我们九个人，其中有张艺谋导演，有何群导演，有赵季平大师，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去。从西安到延安要走一天的路，那天路上耽误了，到黄陵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突然间在暮色苍茫之中，在一片黄土高原上，你看见有一座山是绿的，就是黄陵的樵山。不成，得去。到了那儿之后，能见度就更低了。放弃了车辆，都走着，越走下面柏树枝越多，很密集，很厚。突然一抬头，看见是"文武百官到此下马下轿"，再往前走，就看见"樵山龙寓"这四个字，就到了黄帝陵了。膝盖发软，九个人全跪下了。
朱军：见到祖先了。
陈凯歌：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一个由衷的，天然的情感，就觉得见着老祖宗了。而且我们还说了，"这一回我们做个片子不容易，老祖宗你得保佑我们。"这话是当真说了的。最后的结果证明，老祖宗就是保佑了我们，的确是这样的。
朱军：你说是老祖宗保佑了你们，还不如说是你们真情所至。就是那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对电影事业的热爱，成就了那样一部伟大的片子。
朱军：我这里有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电影是对大多数商业电影的一种嘲笑。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陈凯歌：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我至多是引用过这句话，而且那一定是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现在肯定比那个时候要圆滑点了。其实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一直感觉世界上只有两类电影，一类叫好电影，一类叫不好的电影。我们想做好电影，好电影又叫"诚意电影"，我们所拍摄的《黄土地》就是"诚意电影"。什么是最好的创作？我说就是保持童心，别无其他。别记着得过什么奖、成过什么名，只有能够永远保持普通人的状态，才能继续往前走。所以，上面所说的艺术电影大概也可以说成是"诚意电影"，诚意电影是发自内心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一个人一生中能做的诚意电影在数量上非常有限，至多一两部。
朱军：你今年已经49岁了，以后几十年你的方向是什么？
陈凯歌：陈凯歌会不会拍一个非常商业的电影？我觉得我会。大家可能很惊讶。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继续吸引中国观众注意力的电影体制。所以，我以后的创作确实希望朝这个方向走。这话抽象：拍出更多更好的观众喜爱的电影，这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呢？我就是要拍摄出能够给观众提供激动人心的内容的电影，使大家说"这个电影我得看"，"这个电影给了我不同的东西"。而且我一再地说，培育成熟的商业市场的问题，因为我基本上认为中国电影在今天整个的发展还不能够看成是一个工业。这个"工业"的意思就是它可以真正生产出很多吸引人的作品。很多年轻朋友说，我们希望表达，我们希望做艺术家，这很好，当然我很理解。从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一个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看，需要成熟的好的商业电影导演，而且我有一个感觉，这样的导演可能会从广告行业里边冒出来。
朱军：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片盒。你猜猜里面是什么？
陈凯歌：钱。
朱军：您觉得钱对您重要吗？
陈凯歌：钱当然重要了。认识到钱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重要性，是我们的一个进步，一定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说除了钱还要有点别的，一定是这样的。
朱军：这里到底是什么？
陈凯歌：我想一定不是钱。很重的。
朱军：分量很重，真是很重。你掂量一下。
陈凯歌：那就是人心了。
朱军：陈导说是人心。可以说是人心，是每一位喜爱中国电影，或者说喜爱你的电影的观众的心。我们还是打开吧，不要卖关子了。这是一个从陕西延安尹家沟寄来的特快专递，是新华书店的一位朋友，在内容的一栏里写着两个字："黄土"。
陈凯歌：我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
朱军：我想这包黄土的寓意，或者说它要期待什么，其实我们彼此都非常清楚了，所以这期节目到这儿也应该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了。再次感谢凯歌导演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感谢现场所有观众光临我们的演播现场，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陈凯歌：谢谢，我们聊得真高兴。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我得保存好。
绝对幕后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陈凯歌有什么特别
"用文化引导娱乐"是《艺术人生》的终极理想。制片人王峥有知识分子情结，"我们最感兴趣的嘉宾--也是引起最大反响的嘉宾--经常有着知识分子的背景。"陈凯歌这期节目就是实践这种理念的代表作。
但高级和有趣似乎是一对矛盾，许多长于思想的人难免说话沉闷，不适合做长时间的节目。另外就是独家的东西少。"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陈凯歌有什么特别。"小别实话实说。
国际大导演，学问深，认真、倔强、咄咄逼人，一般人对陈凯歌都有些发怵。小别仍然记得刚接到任务那刻的情景，"当时我后背都发凉。"
解读"艺术人生"，最后还是落在"人生"两个字上。把明星还原为普通人，提炼出明星经历和情感中那些普通人有共鸣的部分，给观众以启发，这是节目的核心理念。
"咱们在现场就别再谈他的成就、他的电影，咱们就说说他扎什么皮带。"策划会总是这样亦庄亦谐地进行着，一个纠缠不决的大问题被一句漫不经心的玩笑话解决了。
策划会上的"务虚"一层一层地逼进节目的核心，"他到底对什么在意，我们针对他在意的东西做刺激就可以了。"
那什么是陈凯歌在意的？用什么来打动陈凯歌？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谈出深度、谈出内容，进入人物的内心，就必须截取人物生活的一个断面。为了迅速切入陈凯歌的生活断面，编导想到了使用"道具"。
什么样的道具能够引领话题呢？当然必须是与陈凯歌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这些对于陈凯歌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必然会在现场引发他丰富的联想，从而自然进入编导期待的话题。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道具的背后
道具一-牙膏
陈凯歌离家去云南兵团时从家里带了10管牙膏。"多年后我认真地意识到10管牙膏就是10管预购的沉甸甸的时间，仿佛预示着我的命运--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习惯，我应该把最后一管牙膏带回北京。"
陈凯歌对于人生的很多感悟实际上是在那里形成的。《孩子王》中最后的情节"烧山"，就来源于在兵团的劳动。牙膏虽小，但连带的时间岁月是陈凯歌无法忘怀的。
道具二--父亲的录像带
此道具是电视台在陈凯歌筹备《霸王别姬》时采访其父的片段。找到这个片段是在陈凯歌自家的片库中。因为可能是"N"制的，所以在当时的节目中陈凯歌并未看到。
陈凯歌的父亲是一位中国早期的电影导演，曾执导过《知音》、《大河奔流》、《青春之歌》等等。陈凯歌做导演可谓子承父业。作为一个严厉的同行，父亲从没在媒体上夸过他。在节目录制的时候看到父亲谈他，"打击力度"可想而知。
道具三-儿童书和面具
陈凯歌的儿子在美国出生,从小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与文化。陈凯歌是否会把自己所受到的传统文化与教育传袭给自己的儿子呢？我们准备了《格林童话》、《唐诗三百首》、猴脸面具和蝙蝠侠面具，四样东西明显反映了东西文化的不同。
道具四-一张CD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CD，因为其中有一首歌叫《KillingMeSoftly》而显得不同。陈凯歌在好莱坞刚刚完成一部同名影片《KillingMeSoftly》，用简单的CD只为引出好莱坞的陈凯歌。
此段主要讲述陈凯歌与其他内地导演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认为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下拍片。
道具五-一本书《电光幻影一百年》
这本书是法国著名电影专刊《电影手册》献给电影诞生100周年的礼物。它记录了这100年中对电影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100个日子。在1978年，书中选取的是北京电影学院重新开张的那一天。
由这本书可以引出陈凯歌、张艺谋等这群第五代电影人,讲述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状态以及创作精神。
道具六-来自陕西延安的一捧黄土
这是这期节目的魂。这捧黄土是在寻人启事发出后一位观众用特快专递从陕西寄来的,隐喻了陈凯歌的成功所植根的文化，并用以激励陈凯歌保持当年拍摄《黄土地》时的激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节目策划阶段，策划们就设想在节目结尾掀起一个高潮，正好有这捧"黄土"，节目终于有了"句号"。
后来有论文专门论述了这次道具的运用。
"道具在现场的出现必须合情合理。于是，陈凯歌专访中准备使用的道具有了它们合理的出场方式--那就是装在电影胶片盒当中。一来，作为一个现场装饰物，与本期人物的身份十分吻合。第二，开启关闭的胶片盒，给谈话加入了一种偶然性，制造了节目的悬念--从第一个胶片盒打开起，观众的兴趣就调动上来了，由此对下一个胶片盒充满期待，直到所有的胶片盒全都打开为止。第三，胶片盒的形象不断重复，为发散开的话语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外壳，使节目的结构趋于完整。这时，我们不仅看到了道具能够激发人物动作，而且还看到了道具具有结构篇章的功能。"
（本期导演别航程）
